反哲学的维特根斯坦

原标题:你为什么要浪费最好的年华读哲学?|单读

关于哲学的一种常见理解方式根植于剧场隐喻。在反哲学家的谱系中,巴丢列出了一个不短的名单,其中包括赫拉克利特、圣保罗、帕斯卡、卢梭、克尔凯郭尔、尼采等,而他对维特根斯坦哲学的考察,也是在这样一个谱系之中进行的。在《维特根斯坦的反哲学》一书中,巴丢主要以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为解读对象,阐发了维特根斯坦哲学的意义。巴丢对于《哲学研究》的态度并不难理解,正如刘云卿在《阿兰·巴丢的维特根斯坦》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巴丢这一态度的错误之处,在于混淆了维特根斯坦本人的思想和对维特根斯坦的巨量阐释。事实上,即便以巴丢的标准看,《哲学研究》一书在形式和内容方面都对当代西方哲学构成严峻挑战。

在人文领域日渐式微的年代,单向街公益基金会致力于发现和帮助青年创作者,去年资助出版的《哲学系》就是一次小小的尝试。这本书从青年创作者的视角出发,对当代哲学家如陈嘉映、赵汀阳、周濂,以及当代诗人如陈东东、欧阳江河等人进行了采访。希望能通过它,重新唤醒年轻人对于哲学和诗歌的兴趣。

哲学家;维特根;数学;形而上学;旁观者;剧场;柏拉图;行动;演员;哲学研究

单读选取了《哲学系》主编李子俊对哲学家陈嘉映的访问。在这场访问中,他们一起探讨了哲学在大学课堂里作为一门专业弊大于利的原因,以及人们对哲学的普遍误解。本文为节选,查看章节全文请点击文末“阅读原文”。

关于哲学的一种常见理解方式根植于剧场隐喻。在古希腊,参加公共活动是常有的事,剧场活动只是其中之一。而到剧场之中的人大致有这样几种:一种是演员或参赛者,他们投身于竞争性的活动之中,追逐荣誉展现卓越;一种是看台上的观众,他们不参与竞争,是整个活动的旁观者;还有一种是生意人,趁着人多好做买卖。在这三种人之中,生意人的地位最低,因为他们的行为只为着欲望的满足,既不展现卓越品质,也显示不出高贵。演员或参赛者的地位较高,他们如果表现良好,就能展示出某种卓越品质。三种人之中地位最高的无疑是看台上的观众,他们静静地端坐在那里,以旁观者的心态打量着这一切,犹如恒星般高贵。通常认为,哲学家所扮演的正是旁观者的角色。他们所从事的理论工作并不以直接介入现实为要务。在根本的意义上,哲学家所追求的是认知意义上的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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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样一种对哲学和哲学家的正统理解,从古希腊开始即屡遭挑战。哲学史上,哲学家的形象除了求知者外,还有牛虻、禁欲主义者、狂狷之士等群像。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法国当代哲学家阿兰·巴丢(Alain
Badiou)提出“反哲学家”这一概念就一点都不令人奇怪了。“反哲学”在肯定的意义上指对于某种不能抹销的、超越的、大写的,只能通过从自命真理的哲学那里主动抽减出来才能把捉的意义之信仰。反哲学家们在提出神秘元素之后便止步不前,他们相信只有通过保持克制甚至完全地无为,才有望达至它。不仅如此,反哲学家们依据神秘元素对于结构的异质性和超越性而禁止人用某种结构框架去接近和把捉它们。

陈嘉映:行之于途而应于心

在反哲学家的谱系中,巴丢列出了一个不短的名单,其中包括赫拉克利特、圣保罗、帕斯卡、卢梭、克尔凯郭尔、尼采等,而他对维特根斯坦哲学的考察,也是在这样一个谱系之中进行的。在《维特根斯坦的反哲学》一书中,巴丢主要以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为解读对象,阐发了维特根斯坦哲学的意义。对于《哲学研究》一书,巴丢则持一种极端反感的态度,其原因主要在于它处于20世纪英美经院主义哲学的正统地位。巴丢对于《哲学研究》的态度并不难理解,正如刘云卿在《阿兰·巴丢的维特根斯坦》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巴丢这一态度的错误之处,在于混淆了维特根斯坦本人的思想和对维特根斯坦的巨量阐释。在这两者之间,实际上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事实上,即便以巴丢的标准看,《哲学研究》一书在形式和内容方面都对当代西方哲学构成严峻挑战。

**哲学系本身就应该取消”**

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运用现代逻辑的方法,讨论了世界、事实、事态和对象等形而上学问题。但是,他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是在对以往哲学的批评中展开的,其中含有反形而上学的维度。维特根斯坦在此书中做出著名的可说/不可说之分,并指明真正可说的东西是与可观察的经验相关的,即自然科学命题。而那些超验的东西如上帝、伦理、美学等,则是不可说的。维特根斯坦认为,传统哲学因为误解了语言的用法,将形而上学当成了科学,自以为是在追求真的东西,但实际上这些东西在根本上是无意义的。巴丢指出,“哲学的荒谬性在于它相信自己能够迫使不可言说之意义(即上帝,如果人们愿意这么说的话)在命题意义的形式下言说自身”。维特根斯坦强调哲学不是理论而是一种行动。这一观念的颠覆性在于,它将哲学与科学剥离开来,不再认为哲学追求认知意义上的真。如此一来,哲学家亦不再是那个静静的旁观者,而更多地扮演着政治家、演员或参赛者的角色。

李子俊(以下简称李):我在哲学系有个感慨,就是这么多人在弄哲学,却无处可见一个哲学家的样本。这个“物种”好像都消失了。

巴丢指出,“数学是横亘在通向行动的伦理制高点之路上的主要障碍”。因为“如果数学能思考,那么柏拉图主义就有意义”。而如果柏拉图主义有意义,那么传统哲学所坚持的立场也就成立,即沉思才是高贵和第一位的,而行动永远是次等的。事实上,在传统形而上学之中,数学处于极为核心的地带。数学关系的永恒性昭示着这样的真理,即人们只有将毕生精力投入到形而上学研究之中,才有可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不朽。而在现实的世界之中,一切都是变动不居、转瞬即逝的,因此,针对具体事务采取的任何行动,都只有相对的价值和意义。

陈嘉映(以下简称陈):这个说来话长。有时候讲清楚还挺困难的,当然跟你讲会容易许多。我的有些想法是和我的另外一些想法连着的。我就讲其中的一个想法吧:我认为希腊哲学,到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之后就做完了,后边的哲学就不再属于它的发展。我认为哲学的本身在那里。

在这种意义上,为了确立行动的优先性地位,对柏拉图主义数学观进行批判就在所难免。维特根斯坦深信,“自柏拉图以来,数学是一种主要欺骗,即形而上学欺骗的决定性支撑”。因此,他用“日常语言哲学”作为对真理进行致命追寻的替代(而这种追寻是哲学的特权)。巴丢指出,“在晚期维特根斯坦向着智者学派转变之时,根本性的措施在于将数学相对化、悬置以及人类学化,归根结底是将数学打造成一种传统游戏,其最终的依托是我们的语言习惯”。如此一来,一切必然为真的东西都不存在了,有的只是相对的东西,从而为确立行动的优先性扫清了障碍。

从那之后,基督教神学、基督教哲学就进入了一个相当不同的环境,一般哲学史的观念有点太连续了,但其实不是这样的。或者这么说,在中世纪,总是以哲学和神学的关系在谈哲学,而在近代,则总是以哲学和科学的关系在谈哲学。也许有“哲学”这么个名号,就导致了挺多的误解,也许用三个甚至四个不同的词儿来说,兴许还好一点呢。

巴丢对维特根斯坦思想中行动之优先性的确立持一种肯定态度。不仅如此,他还相当激进地认为,维特根斯坦在其个人生活之中对这一思想贯彻得不够彻底。因为维特根斯坦在做过各种各样的行当之后当上了剑桥的哲学教授,而这“在行动的照耀下显得荒谬,甚至令人恶心”。但如果换一个角度,我们不难看清,维特根斯坦对行动的强调一旦推至极端,其实是十分危险的。维特根斯坦在面对现实政治时的幼稚表现,表明人们对行动之优先性的过度强调是一条容易走向危险的歧路。

李:您方才讲的是传统流变导致的误解,而就我有限的经验来说,当下的误解也极深重。譬如说网络词汇,更新迭代得特别快,也愈发粗鄙,这我不担心,因为它一茬一茬永远在变,在面临淘汰,谁也没当真。我担心的是:从我父辈那一代到我们这一代,“哲学上”的口头语,竟丝毫没变。好比一个人说“这事儿要辩证地看”,我们知道他多半是要开始和稀泥了;一个人说“客观地讲”,其实也不见得有多客观,他的用法近于“平心而论”;一个人说“存在即合理”,我们猜他一定是不耐烦了,想结束一段争论。这种口语上反映出的误读,您怎么看?

(作者单位:成都文理学院)

陈:对!本来这个问题就够麻烦的了,比如希腊和近代西方的不同,德国古典哲学和法国解构主义哲学,究竟有怎样的传承与逆反关系,等等。中国又多一个挺大的问题,就是从我们这一代开始,甚至我们上一代开始,有一个“全民学哲学”的运动。由于在一个意识形态国家,这个运动还并非是完全偶然的,会有一定的历史原因。这就使问题特别麻烦起来。你刚才举的那些都是很好的例子,大家会讲什么“辩证”啊,“唯物唯心”啊,“客观主观”啊这些词儿,完全是在一个相当歪曲、极为肤浅的意义上使用,可很多人认为这就是在谈哲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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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李文倩 工作单位:

李:维特根斯坦有句话是“语词必须被重新清洗”,您觉得这些误用有被再次清洗的可能吗?

陈:不太可能。我在《说理》中有一章,不知道你有没有读过,专门讲论理词的。大致意思是说,论理词就没什么用法。比如说像“辩证法”这个词,很难说它有什么用法,甚至像“正义”这些词,也几乎是没有用法的,因此很难在实际的语言中再重新磨洗。

李:论理词那一章我还没读到,回去后补这一课。关于哲学的学科现状,譬如方才那几位青年哲学教师,他们有研究中哲的,有搞分析哲学的,有搞现象学的,诸如此类。当要对话时,他们会直接说“我们不在一个话语系统”,因而也很少有交锋,各玩各的。

陈:本来呢,如你所知,哲学本身是一个母体或整体,它分出很多枝杈来。现在的情况有点倒过来,如前所说,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路径进入哲学,那些直接阅读哲学文本,从哲学本身进入的人,可能一开始就是读分析哲学的、读现象学的,他一开始可能就面对的是学术问题,而不是思想问题。如果你能突破重重障碍,有朝一日,尚有可能从学术迈进思想,但是,我相信大多数哲学从业者,会停留在他进入哲学的那个特殊路径上。

李:也就是没法贯通。

陈:对,变得跟别的路径的人难以交流,恰恰是因为他们没有共同的思想问题。

李:所以您也当然拒绝把您定位成一个“搞西哲的”人。

陈:当然,当然。

李:我前一阵子看到一篇专访,您谈到您目前的状态可用四个字形容:老有所安。现在还是这个心境吗?

陈:不是了。我在美国呆了三个多月,虽然也干了点活儿,但由于各种情况吧,没法像我在国内一样那么集中地阅读和思考。结果觉得,挺沮丧的。发现我这个“老安”呢,可能就得“安”在干活儿上,用老话说就是劳碌命,可能就得这么干下去了。这回我算看清楚了。但是著书不一定。

李:他生下来,他工作,他死了。

陈:对,还是会一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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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嘉映画像

李:现在挺多的哲学工作,都是陈陈相因,转述别人的思想,或弄个思想比较,意味索然。原创性在我看来是哲学中挺重要的品质,您怎么看原创?

陈:原创性本来是一个技术性的用语,它跟我们现在一个比较大的门类——艺术——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个问题我讲不全,但我提两条:好比在埃及艺术、拜占庭艺术中,它没有什么原创性的要求,因为那种艺术是有一个相当明确的目标的,有极强的功能性,只要完成了这个功能,就不用管什么原创不原创。但到了当代艺术时期,功能性就没那么重了,这样背景下的原创就显得特别重要,否则就区别不出你是一个什么样的艺术家了。

而在思想上谈原创性,还得单独想,不能直接比附到技术和艺术上去。因为一般来说,思想是解惑用的。按我的理解,拿原创和解惑相比,解惑肯定要重要得多,是不是原创倒在其次。但在一个意义上肯定是需要原创的,因为这个“惑”,哪怕听起来是相同的惑,它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知识背景下,这个惑本身是在变的。在这个意义上,你是没法直接拿柏拉图,拿孔子来解我们的惑,因为语境差得太多了。在新的解惑进行中,肯定会有某种原创性存在。但我个人是断然不会把原创性作为首要目标的。

李:比起“跟别人不一样”,还是“解惑”本身更重要。

陈:是的。

李:说到解惑了,还是维特根斯坦,他把哲学看成是某种治疗性的行为,是比较软的。相反,另一类哲学家则认为哲学一定要提供模型,构建体系,乃至左右政治经济,提供通变一切的根本道理,比较硬。

陈:对。维特根斯坦这个治疗说,是和他另一个思想连在一起的,即反理论的倾向。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那里,哲学有一种理论化的倾向。虽然这种理论化和近代的还不完全一样。时至近代,特别到了康德、黑格尔、马克思的时代,他们把构建一套万全理论作为哲学的终极成果。我个人写过不少文章,反对这种观点,我不认为理论构建是好的从事哲学的方式。而且,这样做在古典哲学时期还有些道理,但在今天就全无道理了。

我所喜欢的哲学家,如尼采、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他们都是反理论的,他们也不认为我们现在还能够用或应该用构建理论的方式做哲学。维特根斯坦是在这个倾向下谈治疗说。在一个意义上,我觉得这过于消极和简单了。他是针对一些智性上的困惑谈治疗的,否则,面对非智性的困惑,用宗教的方式可能还更好。智性上的治疗靠的不是理论,而是靠一种贯通。只有触类旁通,这种智性上的困惑才能消解。我不全认同治疗说,我只能说,按照思想融会贯通的角度理解,治疗将是它的一个功能或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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