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9月15日,夜,西宁县(今青海省西宁市,当时属甘肃省管辖)附近的峡谷中,瑞典人安特生和包括西宁道警官在内的数名随从遭遇了突如其来的“强盗袭击”——在《黄土地的儿女——中国史前史研究》(安特生撰著,英国伦敦1934年英文初版)的书页里,记述着这个惊悚的过程:“透过黑暗,我看见了一个骑马人的轮廓,感觉到了身边的铁钉鞋,他决不是我们一行中的人;为了先发制人,我朝身边的黑影开了枪,在刹那间感到一股液体喷到了身上,我开了第二枪,他伏倒在马鞍上了。”

 
中国史前考古学以及近代田野考古学是从安特生开始的。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前后,安特生在中国北方进行了一系列的考古活动,揭开了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序幕。他也由此被人们誉为中国考古学的奠基人。然而,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里,安特生却被一些人横加指责,以至于这位中国考古学的开路者被人们产生了诸多的误解。

  此后几天,这位北洋政府农商部的矿政顾问便在西宁附近湟水流域发现了著名的朱家寨遗址,安特生坦言:“在西宁河流域的朱家寨遗址中,发现了大规模的稀见遗物,这是我一生的转折点”,“正因为如此,我把余生献给了考古学,完全放弃了专业的地质调查。”

5月,记者就安特生在甘肃的相关活动情况,以及如何认识安特生在中国北方及其兰州周边进行的考古活动,采访了我省考古学家郎树德先生。郎先生长期致力于西北史前文化的研究,曾主持了大地湾等古遗址的发掘。他给我们讲述了他所了解的安特生的相关情况。

  安特生所说的“遗物”,主要就是彩陶。彩陶之于安特生,就如同丝绸之路之于斯文·赫定、香格里拉之于约瑟夫·洛克——是彩陶,成全了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1874年7月3日——1960年10月29日)的“东方之梦”,也成全了史前中国的本来面目。

   
马家窑的发现 今天,人们说起我国史前文化的代表器物彩陶,总是不由自主地要提到:马家窑、马厂、辛店、齐家、半山等名词。它们是中国彩陶及史前文化的断代分期的名词,是以该类型彩陶的最初发现地而命名的。马家窑、半山、马厂、辛店等名词不仅和安特生密不可分,而且也和甘肃这块土地血肉相连。

  从1914年4月怀揣中国政府的聘书经印度进入新疆起,安特生的心思就已经被神秘的东方大陆撩拨得如醉如痴了:春日明媚,沿着悠长的塔里木河,舟行碧水中的安特生,一边观赏两岸风光,一边坐在船头抽暇阅读斯文·赫定刚刚出版的巨著《丝绸之路》。可以推想,在进入东方大陆的心态上,安特生和瑞典老乡斯文·赫定完全一样,他是不会只甘心找矿的。

   
走在临洮、临夏、民勤等地,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就会发现,那些不为人注意的山沟中,竟然隐藏着一个个名扬世界的地方。

  1914年5月,到北洋政府农商部刚刚履任之后,安特生就凭借敏锐的眼光“捡了一个大漏”——他通过在北京的丹麦矿冶工程师麦西生(F.C.Mathisen)寓所的一些赭红色岩石追根溯源,于北京西北约140公里的宣化龙关山找到了储量达亿吨的富铁矿,并因此受到袁世凯大总统的接见,得到了一枚“三等嘉禾勋章”;之后,运气好得令人匪夷所思的安特生,又在宣化境内撞上了兜售铁矿石的贩子,并循着他们的脚迹发现了烟筒山铁矿。1919年9月,以龙关山铁矿和烟筒山铁矿为主要矿源的石景山钢铁厂破土动工,北洋政府财政部次长陆宗舆担任龙烟铁矿督办。

   
马家窑、半山、马厂、辛店、沙井等地是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安特生在甘肃考古时发现的。可是,人们想不到最先发现马家窑、辛店等遗址的安特生却被人们横加指责,连日的采访给我们揭开了这位启蒙者曾经的往事。

  在发现和挖掘仰韶遗址以前,安特生的工作领域是地质学和古生物学。在《黄土地的儿女——中国史前史研究》一书中他自叙道:“1914年我是第一个偶然发现叠层矿石有机起源的人;1918年我发现了聚环藻团块并认识到它与北美寒武纪前期相似‘化石’的联系;同年我们在中国发现了第一个三趾马区,在科学界很有名;1919年在蒙古的额尔登特发现了海狸群。”此后,他又发现了黄河始新世哺乳动物群、奉天沙锅屯洞穴堆积和著名的周口店遗址。

   
安特生是瑞典著名的地质学家。1906年至1914年曾任瑞典地质调查所所长。1914年,他受中国北洋政府的邀请,作为农商部(后来名称曾多次发生变动)的矿政顾问来到中国,协助中国地质学家寻找铁矿、煤矿。

  1921年4月18日,仰韶,撞进了安特生的命运——在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一些被流水冲刷露出地面的陶片跳入了他的视线;此后,1921年10月27日至12月1日,就是由安特生主持,中国地质学家袁复礼、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等一同参与的“仰韶遗址发掘”——毫无疑问,这次发掘,使得土层之下的中国史前文明(安特生语)“与我们所知的早期人类历史活动链条般地衔接在一起了”。

   
他到中国时,正是军阀混战之时,战乱不断,人民流离失所,找矿只能成为一句空话。看到采矿、找矿工作无法按计划进行,安特生只好向当时担任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的丁文江提出采集古生物化石的计划。当时,双方商定所采化石归中国地质调查所和瑞典一些博物馆所收藏。

  发现仰韶,是偶然的;但是,去发现仰韶,绝非偶然。自袁世凯病殁,北洋时局混乱,安特生的工作经费也日渐拮据。为了支持他在中国继续从事考古工作,瑞典考古学家蒙特利乌斯(O.Montelius)在1920年5月31日写给瑞典科学研究会的《经费申请备忘录》中写道:“一般来说,类似的发展阶段(指石、铜、铁器时代)也极有可能在中国发生过。如果在世界其他地区习见的发展序列,也确实发生在几乎占全球人口三分之一的中国,那对人类文化历史的意义该是何等重要。现在看来,中国的发现正同四五十年前的西亚、埃及和意大利相似。如果安特生教授照他备忘录中所说的计划,去及时收集和发掘的话,中国的问题就有可能得到解决。”

   
从1917年开始,安特生在河北、辽宁、北京等地采集了不少的化石,同时也发现了一批石器。1921年,安特生发掘了河南仰韶村的一处古遗址,并将其命名为仰韶文化。后来发表了《中国新石器类型的石器》一文。这是目前发现安特生所写文章中最早一篇提到考古学的。以兰州为中心的调查1923年,安特生发表了《中华远古之文化》一文,在这篇文章中,安特生把仰韶文化彩陶和中亚的安诺和特里波列文化彩陶进行了比较。安特生发现两种文化类型的彩陶纹饰非常相近,由此安特生产生了一种想法———这就是“中国文化西来说”。

  蒙特利乌斯的话,道出的正是安特生的心思。因此,在仰韶发掘完成之后,他很快藉由仰韶发掘的彩陶和中亚安诺彩陶(英译Anau,土库曼斯坦彩陶文化)、特里波列彩陶(英译Tripolye,乌克兰西部彩陶文化)的相似性对比,萌生了“因仰韶遗址之发现使中国文化西源说又复有希望以事实证明之”(安特生撰著《中华远古之文化》,1923年刊印)的妄断。

   
他当时认为,中原地区的彩陶文化可能是西方传播来的。基于这一观点,安特生决定迁往西北的陕、甘地区,寻找那里的史前文化遗址,以此来验证它的观点。

  为了证实彩陶由中亚东渐到达中国内陆的假说,安特生把下一步考古的目标锁定在了中亚通向中原的必经之地——甘肃。经过精心的准备,1923年6月21日,安特生的考古考察团到达了兰州。自此日起,一直到1924年10月回到北京,安特生始终都在以兰州为中心、半径400公里的范围内寻访探考。对此次甘肃(含青海部分地区)考古的成果,安特生在1925年6月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印行的《甘肃考古记》的导言中颇为自得:“此次甘肃考古为期两年(一九二三至一九二四年),足迹所涉,几至甘省大部,所得结果颇出意料所及。盖不仅器物丰盈之仰韶遗址为吾人所获,而多数前古未闻之重要藏地亦竟发现,其中完整之彩色陶瓮多件,类皆精美绝伦,可为欧亚大陆新石器时代末叶陶器之冠。”

   
1923年春天,他从西安向兰州进发。从这时候起直到1925年返回瑞典,安特生一直在西北的陕、甘、青三地区进行野外考古调查。他的主要活动在以兰州为中心、半径400公里的范围内。

  和斯坦因、伯希和等人的强盗行为不同,安特生在甘肃的考古当属于具有国际合作性质的官方行为——他代表的是北洋政府农商部,得到了瑞典科学研究会及该会会长瑞典皇储的资金补贴,得到了农商部地质调查所丁文江、翁文灏甚至甘肃督军陆洪涛的全力襄助。行走在黄土地上的安特生很惹眼,很做派,“安大人甚阔气,每月俸薪在中国拿3000元(注:币值不详,当时壮丁日工酬约1元),在外国拿3000元,其所雇之厨子为袁大人之御厨,有马三匹,当时可值500银元,返省城后,即以枪击毙之,埋于五泉山下,不肯转售与他人;与此同时,厨房中挂有洗净之嫩鸡三四只,偶有为苍蝇沾污即弃去不食”(《夏鼐日记》卷三P308页)。 甫到兰州,安特生就用地质学家的眼光细加打量了黄河沿岸的地形地貌,他认为(《甘肃考古记》导言)
“中国西部如兰州附近,其地形之特点往往有极肥沃之河谷,详加搜寻,可望发见新石器末期文化迁移之证明。”——显然,安特生深信,中国文明和埃及、巴比伦、印度等文明古国一样,都依赖于大河流域的馈赠和孕育。在兰州停留月余,安特生和随行人员即赴马厂塬(今属青海省民和县)、罗汉堂(今属青海省贵德县)、朱家寨(今属青海省西宁市)、卡约(今属青海省湟中县)等处探察发掘史前遗址,这次近两个月的出行验证了安特生先前的推测和判断,他确信“甘肃重要的史前珍宝只等着有人去挖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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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特生和他的助手们在西宁十里堡、贵德罗汉堂、西宁朱家寨等地进行考古调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尤其是朱家寨遗址的发掘成为安特生学术生涯的一个转折,意味着他开始脱离地质行业,全力转入到中国的史前考古中来。

  几乎和安特生的湟水流域考古同步,丁文江、张元济、罗振玉等在北京成立了以“发掘搜集并研究中国之古物为宗旨”的“古物研究社”;而由顾颉刚率先发起的疑古大讨论,也在《读书杂志》连续载文争论,胡适认为“顾先生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见解真是今日史学界的一大贡献”,“这一次讨论的目的是要明白古史的真相,他们的目的既同,他们的方法也只有一条路,就是寻求证据。”

   
在西宁朱家寨遗址,他们共发掘出43具人骨和大量的随葬品,是当时国内仅次于仰韶村的一次发掘。这次发掘的成功,促使安特生进一步在甘肃境内开展工作。1923年秋,安特生又在距离朱家寨7公里的地方发现了卡约文化遗址。然后,他们回到了兰州,准备过冬。

  在仰韶遗址发掘之后,1923年夏秋之际在史学范畴内的上古史考据之争是中国传统文化内生的一种自觉,一个进步。这次争辩,和同期安特生在甘肃寻找史前遗址的目标基本一致——那就是,剥离掉附着在历史真相上的神话传说,转而用科学的、现代的、实证的方法来认识古史,研究古史,陈述古史。

   
在兰州安特生和他的助手并没有闲下来,他们利用兰州辐射甘肃的地理位置,收购了一批相当精美的彩陶。后来安特生把这批彩陶基本上都写入了他的考古报告。

  从朱家寨回到兰州,安特生便在畅家巷(今兰州市中心广场正西)租了一个马姓回民的干净院落,然后游说瑞典科学研究会争取到了延期考古(注:原定1923年深秋结束)的资助。但是,冬歇期过去,住在兰州城养足了精神的安特生,突然感到“过了年,我对去哪里寻找仍然没有任何头绪”。

   
冬天过去了,天气渐渐变暖了,安特生和他的助手们继续开展考古调查工作。1924年4月23日,他们离开兰州,沿着洮河一路南下,在助手们的帮助下,安特生抵达洮河西岸,再次进行了大量的发掘。

  尽管如此,安特生还是在冬歇期“遍访了兰州的古董商,判明他们对先史时代的彩陶是完全无知的,可是在接二连三的访购中,总算有几个很好的彩陶到手了,因此彩陶的交易就逐渐活跃起来了”。正是受到安特生的利益诱导,原来不名一文的彩陶在兰州古玩界逐渐变得炙手可热,“到了三月初,送来了很多彩陶,从外表判断,一见即能确定这些是最新发掘出来的”,“每一天总有三、四批彩陶送到我的家里来,这样的交易无限制地进行着,有一天,有六组贩卖者带来了至少五十个彩陶”(以上均据《黄土地的儿女——中国史前史研究》)。

   
在洮河的阶地上他们发现了临洮县的灰嘴遗址和辛店遗址,同行的袁复礼测量了准确的地形图。然后,他们又在洮河西岸的广河县发现了齐家遗址。不久在助手的帮助下他们发现了马家窑文化遗址。1924年6月26日,他们发掘出了广河的半山文化遗存,随后又发现了寺洼文化遗存。到1924年7月中旬,他们在洮河流域的工作基本结束了。

  一边从古董商手里访购彩陶,一边就打探着发掘彩陶的线索,安特生的命果真好得出奇——在兰州传教的英国牧师安德鲁“像天使一般降临在了我的身旁”(安特生语)。传教士安德鲁是个游历四方的探险家,安特生夸他“以开朗阳光的性格和清廉正直的品行深受当地百姓拥戴”,而真正受用的是:安德鲁把他收藏的所有彩陶和有关彩陶出土地的线索,按照适当的条件,全部转交给了安特生。

   
为了寻找仰韶半山文化和辛店等文化的中间缺失环节,他们把目光再次投向西部,寻找地域也被扩大了许多,为了赶在冬季之前完工,安特生的助手居某又在西宁河谷的民和县马厂塬发现了马厂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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