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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与傅斯年是留德同学。陈寅恪于1926年2月回国,受聘于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傅斯年于1926年11月回国,受聘于广州中山大学。1928年3月,傅斯年筹备创办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中研院”“史语所”)时,即聘陈寅恪为研究员。1929年6月,史语所从广州迁移到北平,重新整合内部机构,聘陈寅恪为历史组主任,并破例允许陈寅恪在史语所和清华大学两边兼职。从1928年到1946年,陈、傅两人通信极多。《陈寅恪集·书信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收入陈寅恪写给傅斯年的信札七十四封,由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研究员王汎森先生从该所公文档中及傅斯年档中检出整理提供。但对照“史语所公文档目录”,发现仍有三十余封没有收入,也就是说陈寅恪写给傅斯年的信札不止七十四封。2012年,台湾“中研院”史语所另一位研究员苏同炳先生出版《手植桢楠已成荫——傅斯年与中研院史语所》一书,在史语所档案中发现了三封《陈寅恪书信集》失载的陈寅恪致傅斯年函。

陈寅恪致傅斯年信札即将亮相嘉德2015春季拍卖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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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10月22日,史语所在广州正式成立,11月14日,傅斯年致函陈寅恪,告知史语所拟在北平设立分所,同仁推举他为北平分所主任。此后陈寅恪在操办购买内阁大库明清档案、为史语所迁移北平的办公用房费心尽力、积极主动,与“中研院”院长蔡元培、总干事杨铨、史语所所长傅斯年电报、信札往来不断,在“史语所公文档目录”里都有记录。1928年12月27日,陈寅恪为购买内阁大库明清档案事致函蔡元培、杨铨、傅斯年,“史语所公文档目录”载明这封信共有三页,是一封长信。信分三段,第一段谈档案价格已定为二万元,须于年内付款,藏主李盛铎提出要求,将来在档案中如检得宋版书残叶,应归他所有。第二段谈史语所北平分所之房屋应及早指拨定案,以便及早迁入。第三段请求“中研院”拨款购买新在宁夏发现之西夏古藉。在第三段文字中,陈寅恪指出:

陈寅恪致傅斯年信札

威尼斯人线上娱乐,盖历史语言之研究,第一步工作在搜求材料,而第一等之原料为最要。将来有所发表,即无大发明。亦不致闹笑话。因此种原料他人所未见,我能整理发表,即一种贡献于学术界之功绩。决不致贻误他人,如妄发毫无根据之空论之类也。

记者获悉,中国嘉德将于4月25日至26日在深圳举行2015春季拍卖会全国巡展深圳展。届时中国书画、中国二十世纪及当代艺术、陶瓷、工艺品、古籍善本、邮品钱币六大门类的春拍精品将联袂展出,此次也是中国嘉德首次来深圳巡展。值得关注的是,在此次深圳巡展的古籍善本部分,一组中山大学致蔡元培公函及陈寅恪致傅斯年两通信札及傅斯年手稿将惊喜亮相,这是中研院史语所成立最重要的一组历史资料。

傅斯年后来曾用这段话开导史语所的年轻研究人员,听讲者一直以为这是傅所长的高论。史语所研究内阁大库档案最有成绩的已故研究员李光涛生前曾说:“当初我听见傅先生说过,‘历史语言之研究,第一步工作应搜集材料。而第一等之原料为最要。将来有所发表,即无大发明,亦不致闹笑话。因此种原料他人所未见,我能整理发表,即是对于学术界之贡献,决不致贻误他人。’以后惟有遵奉先生的遗言遗意,努力于整理档案的工作,以纪念先生于不朽。”(苏同炳《手植桢楠已成荫》93页)直至苏同炳发现陈寅恪这封信,才知道这段话其实是陈寅恪说的。看来傅斯年“史学即史料学”“整理史料的方法,第一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三还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的理论主张受到过陈寅恪的影响。

中研院里的大师们

据了解,1928年4月10日,蔡元培就任中央研究院第一任院长。当时地质学家李四光,气象学家竺可桢,历史学家傅斯年、陈寅恪、李济、董作宾、陈垣、顾颉刚,语言学家赵元任,工程学家茅以升,建筑学家梁思成等堪称中国各学科最顶尖的学者们都聚集在中研院。

1931年2月到5月间,陈寅恪参与了调解北大历史系教授兼主任朱希祖与傅斯年的一次纠葛。朱希祖不愿在北大任教和担任行政职务,提出到史语所来专事史学研究,表示愿按史语所章程“专任研究员必须辞去一切兼职”的要求,在寒假结束后辞去北大职务和清华、辅仁课程。但到四月份,朱希祖要求傅斯年同意他保留北大国学门研究所导师职务,傅斯年不同意,托陈寅恪与他商谈。陈寅恪于5月6日、24日回复傅斯年,通报与朱希祖谈话结果。傅斯年于5月25日回复陈寅恪,请陈寅恪将史语所不聘朱希祖为专职研究员的决定转告朱希祖,陈寅恪再次回复傅斯年。陈寅恪这三次与傅斯年的通信《陈寅恪书信集》均未收入,5月6日、5月24日的复函“史语所公文档目录”有记载,第三封连“史语所公文档目录”也失载,因它黏在傅斯年与朱希祖往返信件的册页中,编目人员未注意到,幸被苏同炳发现。陈寅恪这封信中申论学术独立问题:

在中研院这批顶尖学者之中,傅斯年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堪称一个传奇。他的大刀阔斧和组织才干在其筹划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时就有过充分的展示。中国嘉德古籍善本部高级业务经理宋皓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介绍,此次深圳巡展将亮相的《国立中山大学呈中华民国大学院就筹备中央研究院语言历史研究所准备工作的公函》,堪称为傅氏天才构想设计最重要的一个佐证。

弟之意见,以史语所现在程度如何姑不论,但须做到外国Academy之程度,不光学术上应努力,而其组织上亦必仿照,方可成一独立自主之团队。若非如此则不能独立,不独立,学术亦不能发展,二者必有关系也。

据宋皓介绍,此份公函首先明确了傅斯年在南京与大学院长及筹备处所达成的意见,“荷承钧院赞日既就,敝校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之人员就近在广州为中央研究院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之筹备,即可使原定计划在中大,此时力未能改由中央成之。而此间设备不无小长,就地借用筹备亦为省节各等语”,之后,在人员配备、办公设施使用等问题上提出了更具体的六个工作原则。公函最后有蔡元培院长、杨杏佛副院长的签字。此份公函于1928年2月29日发文,4月10日中研院成立,10月22日,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正式宣告成立。所址设在广州东山柏园。傅斯年辞去中山大学教职,出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同时,他先后邀得陈寅恪、赵元任、李济三位清华国学院的导师分别担任史语所历史组、语言组和考古组的主任,之后又增设第四组——人类学组。这个体制直到史语所迁往台湾都没有变更。半年后,史语所迁至北平北海静心斋办公。

照陈寅恪的看法,中央研究院如果希望建立外国式学院的独立自主风格,必先要树立独立自主之精神(苏同炳《手植桢楠已成荫》307页)。

两通信札 彼此赏识

1931年,陈寅恪颇关注中国学术独立问题,1931年初致傅斯年函:“《八千颂般若》,印度丛书中此种独缺。弟近作蔡先生纪念册文,欲引之而不知其页数,只能就日人所引者用之。故觉不妥,遂不引用。如能购到此书,则于本国学术独立上不无关系。”1931年5月发表的《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一文说:“二十年以前之清华,不待予言。请略陈吾国之现状,及清华今后之责任。吾国大学之职责,在求本国学术之独立,此今日之公论也。”而这封1931年5月回复傅斯年的信札又一次提及“学术独立”的问题,可见他对此期许之深。

记者从嘉德获悉,此次深圳巡展将展出陈寅恪致傅斯年两通信札,其中一封《陈寅恪致傅斯年信札》是陈寅恪先生在收到史语所(静心斋)寄来的聘书之后致信傅斯年,部分释文如下:“顷以电话不通未能交谈,只得以函达。适进城见静心斋送来的聘书两封。据看门者言,送来之人‘索喜钱’。前此故宫博物院及北大送聘书人亦是如此。记得有一次将聘书当送书人面撕碎以告其无可喜。又一次当面退回。此皆衙门旧染恶习,何意传及静心斋。若弟适在城中而值此人适送书来者必又生气,无疑也。”

宋皓告诉记者,1929年春末,史语所由广州搬至北平北海静心斋办公。从此信的上下文联系,应该是写于1929年6月21日。所收的聘书想来应是史语所发来的历史组主任的聘书。“陈寅恪是傅氏刻意罗致到史语所的一位大史家。傅斯年不只一次对人说陈寅恪是300年来第一人,能为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历史组找到陈寅恪来领导,是傅斯年相当得意的事情。”宋皓表示,陈寅恪与傅斯年缔交始于柏林留学时期,同学近二三年之久,彼此惺惺相惜,肝胆相照,故史语所甫一成立,陈寅恪就接受了傅斯年的邀请担任史语所历史组主任之职。

陈寅恪虽为历史组主任,但他在清华大学任教,并不在史语所坐班。在1933年春史语所迁到南京之前,他处理历史组事务的形式是亲到史语所开会和通信,史语所南迁后,则纯用通信形式。傅斯年对陈寅恪非常尊重,凡遇历史组进人及有关事务,都驰函征询陈寅恪意见,并不因路远而自行专决处理。陈寅恪亦当仁不让,处处以第一组事自任,从不推诿规避。这从下面陈寅恪的一封复函(苏同炳《手植桢楠已成荫》87页)可以窥见一斑:

此外,另一封《陈寅恪致傅斯年书札》系陈寅恪完成了《支愍度学说考》一文后撰文和傅斯年交流。宋皓介绍说,1932年,中研院为庆贺蔡元培65岁诞辰打算出版一本“纪念论文集”。陈寅恪先生奉《支愍度学说考》一文以入文集。《中研院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的出版时间为1933年1月;此通信函应为1932年左右所写。“陈寅恪出任史语所历史组主任的同时,还兼任清华大学中文、历史两系的教授。在此期间,陈氏在学术上著述颇丰,教学上业绩辉煌。深得中研院蔡元培、傅斯年以及清华的梅贻琦、冯友兰等人的尊重与敬爱。”宋皓说,信中提到的另一个人王静如于1932年至1933年编辑出版了《西夏研究》三辑,震动国际东方学界。1936年获得被称为汉学或东方学界诺贝尔奖的“儒莲奖”,成为中国首位获此奖项的个人,并被推荐为法国巴黎语言学会会员。“由此信可知,王静如的《西夏研究》编辑工作得到了陈寅恪先生的大力支持与指导。”

孟真兄左右:

傅斯年为胡适受聘撰稿

快函并从吾兄函,均读悉。吴君既经孟、姚两公之称许,自然可用,且可助让之办理塘诸事,甚好。至清华今岁毕业生有出洋之希望,又无专攻本国史者,故竟未得惬意之人,此事势造成,不足为异也。会当于他系中求之。然非本行则又未必有史学基本训练矣。《明实录》得姚、王二君校勘,当可速出版。吴春晗随熊庆来赴云南,多为薪俸及名义关系,在清华则请假一年,明史停讲。大约此一行经济可稍宽裕,藉能结婚故也。

除了陈寅恪,中研院还有一位学者也得到了傅斯年最真心的尊重和维护,他就是胡适。1932年6月2
日,德国普鲁士国家学院致函胡适,聘请他为该院哲学史学部通讯会员。这是该院第一次聘请中国会员,它表达了国际学术界对胡适中国哲学史研究成就的高度承认。此次将于深圳巡展展出的《傅斯年书“胡适获普鲁士国家学院会员”新闻稿》就是傅斯年专门为胡适受聘为通讯会员一事所撰。

匆复,顺颂撰祉

宋皓说,傅斯年在文中详细介绍了普鲁士学院的背景和学术地位。“普鲁士学院是欧洲国家学院最大之一。东亚人被此学院选举为外国会员者,胡适第一人,印度日本皆不曾有。此等事在欧美学界以为最大之荣誉,日本人迄未得欧洲学院此项之承认。”

弟寅恪七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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