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简介

第04章 公羊大师 董仲舒

董仲舒——公羊大师一、下帷讲诵称儒首官至博士为士师

一、下帷讲诵称儒首 官至博士为士师

1、亲见四世董仲舒,广川人。今河北省景县有大董故庄,世传即仲舒故里。生卒年不详,根据《汉书·匈奴传》《赞》“仲舒亲见四世(即孝惠、文帝、景帝、武帝)之事”一语推之,董仲舒当生于汉高祖末年或汉惠帝初年,即公元前2世纪初叶。又根据董仲舒著书例用旧历,不及使用太初历,可见他在汉武帝太初元年改历前已作古人。

   1.亲见四世

他历经四朝,享年达80岁以上。董仲舒一生经历了文景之治,汉武盛世,是西汉王朝的极盛时期,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国力空前强盛,人民安居乐业。在思想文化方面,汉初社会也是宽舒自如的。孝惠帝除“挟书之律”,置写书之官;武帝时又广开献书之路。很多因秦始皇焚书坑儒而秘藏起来的儒家典籍,纷纷再现于人间;很多退避于草野的儒学之士,也渐渐走出了山林。民安于太平,士乐于学业,于是讲学通经之士,再聚徒众,复兴儒业,儒学阵营,陡然大具。

  
董仲舒,广川人。今河北省景县有大董故庄,世传即仲舒故里。生卒年不详,
根据《汉书·匈奴传》《赞》“仲舒亲见四世(即孝惠、文帝、景帝、武帝)之事”
一语推之,董仲舒当生于汉高祖末年或汉惠帝初年,即公元前2世纪初叶。又根据董
仲舒著书例用旧历,不及使用太初历,可见他在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改历前已
作古人。他历经四朝,享年达80岁以上。

经师们为了经世致用,取悦当道,解经说义,绘声绘色。家有家风,师有师法,形形色色,粲然明备。董仲舒,就是在这样一个社会安定,学术自由的背景下,走上事学之路的。董仲舒的老家——广川,东南两面,邻近齐鲁,北靠燕代,西界三晋。自古齐鲁多儒生,燕代出方士,三晋产法家,仲舒自幼便在多种文化熏陶中成长,与其方来形成多内涵的思想体系不无关系。据《史记》记载,西汉初年,传习五经的硕儒共有八人:传《诗》,于鲁有申培公,于齐为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传《书》,为济南伏生;传《礼》,则鲁之高堂生;传《易》,则淄川田生;传《春秋》,于齐鲁有胡毋生,于赵则是董仲舒。八位大师中,韩婴和董仲舒分别来自燕赵,其他六人,都出于齐鲁故国,是儒学化了的齐鲁文化的传人。

  
董仲舒一生经历了文景之治,汉武盛世,是西汉王朝的极盛时期,政治稳定,
经济繁荣,国力空前强盛,人民安居乐业。在思想文化方面,汉初社会也是宽舒自
如的。孝惠帝除“挟书之律”,置写书之官;武帝时又广开献书之路。很多因秦始
皇焚书坑儒而秘藏起来的儒家典籍,纷纷再现于人间;很多退避于草野的儒学之士,
也渐渐走出了山林。民安于太平,士乐于学业,于是讲学通经之士,再聚徒众,复
兴儒业,儒学阵营,陡然大具。经师们为了经世致用,取悦当道,解经说义,绘声
绘色。家有家风,师有师法,形形色色,粲然明备。董仲舒,就是在这样一个社会
安定,学术自由的背景下,走上事学之路的。

其实燕赵也是齐鲁的近邻,是西汉初儒家文化圈内的成员之一。

   董仲舒的老家——广川,东南两面,邻近齐鲁,北靠燕代,西界三晋。自古齐
鲁多儒生,燕代出方士,三晋产法家,仲舒自幼便在多种文化熏陶中成长,与其方
来形成多内涵的思想体系不无关系。据《史记》记载,西汉初年,传习五经的硕儒
共有八人:传《诗》,于鲁(今山东西部)有申培公,于齐(山东东部)为辕固生,
于燕(今北京)则韩太傅(婴);传《书》,为济南伏生;传《礼》,则鲁之高堂
生;传《易》,则淄川(在齐)田生;传《春秋》,于齐鲁有胡毋生,于赵(大河
南北)则是董仲舒。八位大师中,韩婴和董仲舒分别来自燕赵,其他六人,都出于
齐鲁故国,是儒学化了的齐鲁文化的传人。其实燕赵也是齐鲁的近邻,是西汉初儒
家文化圈内的成员之一。

2、三年不窥园董仲舒为学异常勤奋,数十年如一日,《史》《汉》本传说他专心学业,“盖三年不窥园,其精如此”(后引本传,不复出注)!王充《论衡·儒增》亦载:“儒书言董仲舒读《春秋》,专精一思,志不在他,三年不窥园菜。”桓谭《新论·本造》甚至说:“董仲舒专精述古,年至六十余,不窥园中菜。”真不愧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纯儒!他游心于六艺,陶醉于胜境,对当时社会时尚,生活享受都漠不关心。

   2.三年不窥园

《史记》记载当时六畜兴旺,马牛繁息,“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人们乘马也非常讲究,乘母马者被“摈而不得聚会”。可董仲舒对此并不留意,“尝乘马不觉牝牡,志在经传也。”(《太平御览》卷840引)他沉迷于圣经贤传之中,简直到了如痴如狂的地步!

   董仲舒为学异常勤奋,数十年如一日,《史》《汉》本传说他专心学业,“盖
三年不窥园,其精如此”(后引本传,不复出注)!王充《论衡·儒增》亦载:
“儒书言董仲舒读《春秋》,专精一思,志不在他,三年不窥园菜。”桓谭《新论
·本造》甚至说:“董仲舒专精述古,年至六十余,不窥园中菜。”真不愧是中国
历史上第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纯儒!他游心于六艺,陶醉
于胜境,对当时社会时尚,生活享受都漠不关心。《史记》记载当时六畜兴旺,马
牛繁息,“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人们乘马也非常讲究,乘母马者被
“摈(排斥)而不得聚会”。可董仲舒对此并不留意,“尝乘马不觉牝牡,志在经
传也。”(《太平御览》卷840引)他沉迷于圣经贤传之中,简直到了如痴如狂的地
步!

3、下帷讲诵功夫不负有心人,董仲舒学通五经,义兼百家,且长于议论,善为文章,《汉书·儒林传》载:“仲舒通五经,能持论,善属文。”王充说:“董仲舒者,文之乌获也。”(《论衡·效力》)喻之为文章圣手,著作的大力士。此外,董仲舒还多见博闻,知道许多希见奇怪之物。王充称赞董仲舒“文说美善,博览膏腴”,读了很多内容丰富的书,认识举世罕见的“重常之鸟”。当时诸生多专主一经,不能旁通;有的甚至“或为雅,或为颂”(刘歆《移太常博士书》),数人才能合治一部《诗经》。与那些浅薄之士相比,董仲舒真是鹤立鸡群,形若天渊,无惭“通才”“鸿儒”之喻。此外,董仲舒还具有高尚的道德修养,优雅的言谈举止,他言中规,行中伦,“进退容止,非礼不行”。智能全面,品学皆优。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四方学士,“皆师尊之”。不少有志青年,云会广川,从董仲舒问学。董仲舒于是“下帷讲诵”,传道授业,今河北景县尚有“董仲舒下帷处”遗迹。弟子太多,无法一一亲传面授,便叫门下高足代劳。史书上说,董仲舒讲学,在讲堂里挂上一幅帷帘,他在里面讲,弟子在帘外听,只有资性优异,学问不错的弟子才能够登堂入室,得其亲传。其余弟子皆按受业的先后和深浅,在门下转相传授。因此有的学生慕名而来,师从一场,连见上董仲舒一面的愿望也没实现。可见其声誉之高,气派之盛!

   3.下帷讲诵

4、董仲舒与胡毋生五经之中,董仲舒最擅长的还是《春秋》公羊学。《春秋》本是孔子依据鲁史修撰的一部政治史。据说孔子晚年见道之不行,自己的主张难以见之实施,于是以著作史书褒贬历史的方法来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伦理观念。为了避免政治迫害,孔子在属辞比事上常常使用隐晦的语言,其微言大义,只口授给弟子,并不笔之于书。孔子死后,弟子各以所闻’辗转传授,于是逐渐形成不同的《春秋》师说。汉代流行有五家:即公羊春秋、谷梁春秋、左氏春秋、邹氏、夹氏等。其中邹氏无师传,夹氏未有书,左氏藏于秘府,只有公羊、谷梁二传,文美义富,最先流行开来,而公羊传的大宏于世,则端赖董仲舒和胡毋生的首倡。

  
功夫不负有心人,董仲舒学通五经,义兼百家,且长于议论,善为文章,《汉
书·儒林传》载:“仲舒通五经,能持论,善属文。”王充说:“董仲舒者,文之
乌获也。”(《论衡·效力》)喻之为文章圣手,著作的大力士。此外,董仲舒还
多见博闻,知道许多希见奇怪之物。王充称赞董仲舒“文说美善,博览膏腴”,读
了很多内容丰富的书,认识举世罕见的“重常之鸟”(《别通》)。当时诸生多专
主一经,不能旁通;有的甚至“或为雅,或为颂”(刘歆《移太常博士书》),数
人才能合治一部《诗经》。与那些浅薄之士相比,董仲舒真是鹤立鸡群,形若天渊,
无惭“通才”“鸿儒”之喻。此外,董仲舒还具有高尚的道德修养,优雅的言谈举
止,他言中规,行中伦,“进退容止,非礼不行”。智能全面,品学皆优。桃李不
言,下自成蹊,四方学士,“皆师尊之”。不少有志青年,云会广川,从董仲舒问
学。董仲舒于是“下帷讲诵”,传道授业,今河北景县尚有“董仲舒下帷处”遗迹。
弟子太多,无法一一亲传面授,便叫门下高足代劳。史书上说,董仲舒讲学,在讲
堂里挂上一幅帷帘,他在里面讲,弟子在帘外听,只有资性优异,学问不错的弟子
才能够登堂入室,得其亲传。其余弟子皆按受业的先后和深浅,在门下转相传授。
因此有的学生慕名而来,师从一场,连见上董仲舒一面的愿望也没实现。可见其声
誉之高,气派之盛!

胡毋生,字子都,齐人,年龄比董仲舒稍长。是汉代最早传公羊学的大师之一,也是首先将公羊师说著之竹帛的人。戴宏序述公羊春秋传授顺序说:“子夏传予公羊高,高传予其子平,平传予其子地,地传予其子敢,敢传子其子寿。至景帝时,寿及其弟子齐人胡毋子都,著于竹帛。(徐彦《公羊注疏·何体序疏》引)可见,胡毋生既是公羊春秋的嫡系正传,也是协助公羊寿将公羊师说著之竹帛,结束其没有文本,口耳相传历史的人。公羊学于此有案可稽,有章可依,学说更加定型。同时,由于公羊有经本流传,也有利于学说的传扬。此外,胡毋生还归纳公羊义例,著有《公羊条例》一书,使公羊学说条理化,以便学者提纲挈领,掌握要点。东汉末何休作《公羊解访》,就曾“依胡毋生《条例》,多得其正”。

   4.董仲舒与胡毋生

胡毋生还亲自传学,扩大了公羊学的传授面。他景帝时为博士,与董仲舒同列。年老,复归教于齐,“齐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武帝时的大丞相公孙弘就曾得其师传。董仲舒对他也十分敬重,《汉书》说:胡毋生“与董仲舒同业,仲舒著书称其德。”有曰:“胡毋子都,贱为布衣,贫为鄙夫。然而乐义好礼,正行至死。故天下尊其身,而俗慕其声。甚可荣也!”(《文馆词林》李固引,见唐晏《两汉三国学案》)唐徐彦《公羊疏》说:“胡毋生本虽以《公羊经传》传授董氏,犹自别作《条例》。”以董仲舒为胡毋生的弟子。吴检斋曰:“其说但不见于淳史,疑莫能质也。”(《经典释文序录疏证》)检斋所疑甚是。但徐氏之言,恐依本于《汉书·儒林列传》。传曰:胡毋生字子都,齐人也。治《公羊春秋》,景帝时为博士。

  
五经之中,董仲舒最擅长的还是《春秋》公羊学。《春秋》本是孔子依据鲁史
修撰的一部政治史。据说孔子晚年见道之不行,自己的主张难以见之实施,于是以
著作史书褒贬历史的方法来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伦理观念。为了避免政治迫害,
孔子在属辞比事上常常使用隐晦的语言,其微言大义,只口授给弟子,并不笔之于
书。孔子死后,弟子各以所闻’辗转传授,于是逐渐形成不同的《春秋》师说。汉
代流行有五家:即公羊春秋、谷梁春秋、左氏春秋、邹氏、夹氏等。其中邹氏无师
传,夹氏未有书,左氏藏于秘府,只有公羊、谷梁二传,文美义富,最先流行开来,
而公羊传的大宏于世,则端赖董仲舒和胡毋生的首倡。

与董仲舒同业,仲舒著书称其德。年老,归教于齐,齐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孙弘颇受焉。而董仲舒为江都相,自有伶。弟子送之者,兰陵褚大,东平嬴公,广川段仲,温吕步舒。单以这段文字论,似乎胡毋生的弟子有公孙弘、董仲舒、褚大、嬴公、段仲、吕步舒等。《隋书·经籍志》即以嬴公为胡毋生弟子。其实这是班固为了行文简洁,未加区别。后人又不深考,误读其书。这里应于“而董生……”句分段,以上述胡毋氏之传,以下述董仲舒之传。今中华书局标点本也不分段,是犹承其误。据《史记》:“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胡董二人同时并治,并无施受关系。司马迁《儒林列传》,先仲舒而次子都。

  
胡毋生,字子都,齐人,年龄比董仲舒稍长。是汉代最早传公羊学的大师之一,
也是首先将公羊师说著之竹帛的人。戴宏序述公羊春秋传授顺序说:“子夏传予公
羊高,高传予其子平,平传予其子地,地传予其子敢,敢传子其子寿。至景帝时,
寿及其弟子齐人胡毋子都,著于竹帛。(徐彦《公羊注疏·何体序疏》引)可见,
胡毋生既是公羊春秋的嫡系正传,也是协助公羊寿将公羊师说著之竹帛,结束其没
有文本,口耳相传历史的人。公羊学于此有案可稽,有章可依,学说更加定型。同
时,由于公羊有经本流传,也有利于学说的传扬。此外,胡毋生还归纳公羊义例,
著有《公羊条例》一书,使公羊学说条理化,以便学者提纲挈领,掌握要点。东汉
末何休作《公羊解访》,就曾“依胡毋生《条例》,多得其正”(何体《自序》)。
胡毋生还亲自传学,扩大了公羊学的传授面。他景帝时为博士,与董仲舒同列。年
老,复归教于齐,“齐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武帝时的大丞相公孙弘就曾
得其师传。董仲舒对他也十分敬重,《汉书》说:胡毋生“与董仲舒同业,仲舒著
书称其德。”有曰:“胡毋子都,贱为布衣,贫为鄙夫。然而乐义好礼,正行至死。
故天下尊其身,而俗慕其声。甚可荣也!”(《文馆词林》李固引,见唐晏《两汉
三国学案》)

傥仲舒曾师事子都,马迁何容疏忽至此!又褚大诸人,《史记》明言“仲舒弟子送者:兰陵褚大,广川殷忠,温吕步舒。”并非胡毋生弟子。故陆德明《释文序录》曰:“汉兴,齐人胡毋生,赵人董仲舒,并治《公羊春秋》。兰陵褚大,东平嬴公,广州段仲,温吕步舒,皆仲舒弟子。”言之凿凿,不容混淆。唐晏《两汉三国学案》仍将“而董生”以下抄人胡毋传中,盖沿袭旧文,但又于董传按曰:“胡毋生、派止传公孙弘一人,故弘居朝专与董生立异,正以流别不同耳。”则已知胡查之非师徒矣。《四库提要·公羊疏提要》考《公羊传》中有子沉子曰,子司马子曰,子女子曰,子北宫子曰。又有高子曰,鲁子曰,认为“盖皆传授之经师,不尽出于公羊子。”然则在公羊氏家学外,因多公羊经师也,董氏何须师事于胡毋氏呢?又《公羊硫》引《孝经说》曰:“子夏传与公羊氏,五世乃至胡毋生,董仲舒。”可见董生与胡毋生同为子夏六传弟子。

   唐徐彦《公羊疏》说:“胡毋生本虽以《公羊经传》传授董氏,犹自别作《条
例》。”以董仲舒为胡毋生的弟子。吴检斋曰:“其说但不见于淳史,疑莫能质也。”
(《经典释文序录疏证》)检斋所疑甚是。但徐氏之言,恐依本于《汉书·儒林列
传》。传曰:

当然,既然公羊寿和胡毋生是首先将《公羊传》著之竹帛的人,那么在经传的文本上,董生或许得益于胡毋子都。至于其他,则不可知。董仲舒与胡毋生同治一经,但各自的贡献不一样。胡毋生笔录《公羊传》,并总结公羊例义,使其更加系统。董仲舒则在发挥《公羊传》微言大义,引经论事,甚至用《春秋》断狱,将经书与现实政治结合起来,发明独多。统言之二人都是公羊学大家,而且都是汉初传公羊的始师,但是细分起来,胡毋生限于说经,是学问家,是经师;董仲舒则长于论事,搞实用经学,是鸿儒。司马迁说:“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正是就其能援经以致用说的。胡查二人对《春秋》公羊学的大明于汉世,都卓有贡献,因此在景帝年间双双被任命为汉廷博士。5、韬光养晦博士当时是官职,初见于战国,秦继之,始皇有博士七十人,“掌通古今”,学识渊博。但博士们学业各有专精;儒墨名法,甚至方技术士,都滥竿其间。

  
胡毋生字子都,齐人也。治《公羊春秋》,景帝时为博士。与董仲舒同业,仲
舒著书称其德。年老,归教于齐,齐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孙弘颇受焉。而董
仲舒为江都相,自有伶。弟子送之者,兰陵褚大,东平嬴公,广川段仲,温吕步舒。

秦始皇焚书坑儒,儒学博士逃难隐居,秦廷的博士成了清一色的神仙方术之士和巧说阿谀之徒。陈涉起义,许多德生背著孔子的礼器投奔陈王,去寻找出路。孔子的八世孙孔鲋即为陈涉博士,最后还与陈涉一道捐躯,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为革命事业而英勇献身的知识分子。汉兴,儒生又投奔了汉朝,汉亦设博士之官,以安抚之。汉高祖曾引用叔孙通制定朝仪,初尝儒雅的美味,由于忙于剿灭“走狗”,干戈未解,未暇大兴儒教。孝惠高后之时,“公卿皆武力功臣”,不容书生分羹。文景之时,名士硕儒颇有为博士者,如《诗》有博士辕固生、韩婴,《书》有博士张生、欧阳,《春秋》则有胡毋生、董仲舒。《孟子》、《尔雅》、《孝经》亦有博士。

  
单以这段文字论,似乎胡毋生的弟子有公孙弘、董仲舒、褚大、嬴公、段仲、
吕步舒等。《隋书·经籍志》即以嬴公为胡毋生弟子。其实这是班固为了行文简洁,
未加区别。后人又不深考,误读其书。这里应于“而董生……”句分段,以上述胡
毋氏之传,以下述董仲舒之传。今中华书局标点本也不分段,是犹承其误。据《史
记》:“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胡董二人同时并治,并无
施受关系。司马迁《儒林列传》,先仲舒而次子都。傥仲舒曾师事子都,马迁何容
疏忽至此!又褚大诸人,《史记》明言“仲舒弟子送者:兰陵褚大,广川殷忠(
《汉书》作段仲),温吕步舒。”并非胡毋生弟子。故陆德明《释文序录》曰:
“汉兴,齐人胡毋生,赵人董仲舒,并治《公羊春秋》。兰陵褚大,东平嬴公,广
州段仲,温吕步舒,皆仲舒弟子。”言之凿凿,不容混淆。唐晏《两汉三国学案》
仍将“而董生”以下抄人胡毋传中,盖沿袭旧文,但又于董传按曰:“胡毋生、派
止传公孙弘一人,故弘居朝专与董生立异,正以流别不同耳。”则已知胡查之非师
徒矣。《四库提要·公羊疏提要》考《公羊传》中有子沈子曰,子司马子曰,子女
子曰,子北宫子曰。又有高子曰,鲁子曰,认为“盖皆传授之经师,不尽出于公羊
子。”然则在公羊氏家学外,因多公羊经师也,董氏何须师事于胡毋氏呢?又《公
羊硫》引《孝经说》曰:“子夏传与公羊氏,五世乃至胡毋生,董仲舒。”可见董
生与胡毋生同为子夏六传弟子。当然,既然公羊寿和胡毋生是首先将《公羊传》著
之竹帛的人,那么在经传的文本上,董生或许得益于胡毋子都。至于其他,则不可
知。

但“文帝好刑名”,“景帝不任儒”,“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他们只不过具员领俸,没一个受到重用(《史记·儒林列传》)。再加之“窦太后又好黄老”,诸博士不仅难以儒业得幸,而且还有触忌犯讳之虞。窦太后曾问《诗》博士辕因生《老子》之书,辕固生说《老子》是浅俗的“家人之言”,窦太后愤而骂五经为“司空城旦书”(犹言刑徒之书。司空,掌建宫室及筑城。始皇焚书,令有藏诗书百家语者,黥为城旦。),并令固下图斗野猪,幸而景帝给他一柄利剑,才免于横死。

  
董仲舒与胡毋生同治一经,但各自的贡献不一样。胡毋生笔录《公羊传》,并
总结公羊例义,使其更加系统。董仲舒则在发挥《公羊传》微言大义,引经论事,
甚至用《春秋》断狱,将经书与现实政治结合起来,发明独多。统言之二人都是公
羊学大家,而且都是汉初传公羊的始师,但是细分起来,胡毋生限于说经,是学问
家,是经师;董仲舒则长于论事,搞实用经学,是鸿儒。司马迁说:“汉兴至于五
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正是就其能援经以致用说的。胡查二人对
《春秋》公羊学的大明于汉世,都卓有贡献,因此在景帝年间双双被任命为汉廷博
士。

众博士看在眼里,惧在心上,哪里有暇宏扬儒业,经世先王!有的竟纷纷找借口辞掉博士之职,逃之夭夭。如辕固外调清河太守,韩婴出任常山太傅,胡毋生干脆以年老为由,告老归家,居教乡里。’董仲舒在此期间亦韬光养晦,政治上一无建树。但他并没有消极适世,他一方面广招生徒,私相传授,为汉朝培养了一批推行儒学的合格人才。《史记》说董仲舒弟子通经学者“以百数”,而且都很出色,褚大为梁相,嬴公为谏大夫,吕步舒为丞相长史,吾丘寿王则官至光禄大夫侍中。大史学家司马迁也曾师从董仲舒,《史记》中对董仲舒的《春秋》之学多所阐发;也正是受孔子困厄著《春秋》、左丘失明著《左传》事迹的鼓舞,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发愤撰著《史记》这部千古名著。

   5.韬光养晦

另一方面,董仲舒又谨慎地观察现实,潜心地研讨百家学说,特别是深研汉初以来一直占统治地位的黄老之学。他要构建一个前所未有、兼容诸子百家的新儒学体系,以适应西汉社会大一统之局,以求积极有为之效。他在待价而沽,应时而出!二、天人三策称圣意董生一举天下知机会终于来了,雄才大略的汉武帝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公元前141年,孝景帝驾崩。景帝是继文帝之后,又一个奉行黄老清静无为、与民休息之治,从而实现“文景之治”的君王。史称景帝时期,仓禀丰实,府库饶财,移风易俗,黎民淳厚,西汉社会从经济到治安都达到了农业社会美好的极点。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朝廷的无为放任,诸侯骄恣,豪强坐大,商业地主侵渔细民,割据势力业已形成;再加之四夷侵临,匈奴寇边……班固论当时形势曰:“汉兴六十余载,海内义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汉书·公孙弘传赞》)在升平的表面景象下,西汉社会实已潜藏著严重的危机。

   博士当时是官职,初见于战国,秦继之,始皇有博士七十人,“掌通古今”,
学识渊博。但博士们学业各有专精;儒墨名法,甚至方技术士,都滥竿其间。秦始
皇焚书坑儒,儒学博士逃难隐居,秦廷的博士成了清一色的神仙方术之士和巧说阿
谀之徒。陈涉起义,许多德生背着孔子的礼器投奔陈王,去寻找出路。孔子的八世
孙孔鲋即为陈涉博士,最后还与陈涉一道捐躯,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为革命事业
而英勇献身的知识分子。汉兴,儒生又投奔了汉朝,汉亦设博士之官,以安抚之。
汉高祖曾引用叔孙通制定朝仪,初尝儒雅的美味,由于忙于剿灭“走狗”,干戈未
解,未暇大兴儒教。孝惠高后之时,“公卿皆武力功臣”,不容书生分羹。文景之
时,名士硕儒颇有为博士者,如《诗》有博士辕固生、韩婴,《书》有博士张生、
欧阳,《春秋》则有胡毋生、董仲舒。《孟子》、《尔雅》、《孝经》亦有博士。
但“文帝好刑名”,“景帝不任儒”,“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他们
只不过具员领俸,没一个受到重用(《史记·儒林列传》)。再加之“窦太后又好
黄老”,诸博士不仅难以儒业得幸,而且还有触忌犯讳之虞。窦太后曾问《诗》博
士辕因生《老子》之书,辕固生说《老子》是浅俗的“家人之言”,窦太后愤而骂
五经为“司空城旦书”(犹言刑徒之书。司空,掌建宫室及筑城。始皇焚书,令有
藏诗书百家语者,黥为城旦。),并令固下图斗野猪,幸而景帝给他一柄利剑,才
免于横死。众博士看在眼里,惧在心上,哪里有暇宏扬儒业,经世先王!有的竟纷
纷找借口辞掉博士之职,逃之夭夭。如辕固外调清河太守,韩婴出任常山太傅,胡
毋生干脆以年老为由,告老归家,居教乡里。’

急需有为之君起而进行大刀阔斧改革,制祸患于未发,防斯民于土崩;更进而结束无为之治,乘仓实财饶之运,大兴文教,再建武功,在足食足兵基础上,去迎接儒家理想中礼乐教化的盛世太平!可是,景帝只是一个继体守文之君,他实现文景之治的最大奥秘只是“无为之治”,在民力凋弊之时让其自创财富,自食其力。文景之治的到来与其说是文景君臣统治得好,不如说是放松统治的好。怎样在物质丰富的基础上实现大治,文景君臣就无能为力了。这个使命历史地落到了汉武帝的身上,汉武帝的继位,给西汉社会带来了新气象,也给儒学带来了复兴的希望。十年磨一剑,三载不窥园的董仲舒,正好赶上了这个机会,真是千载一时,三生之幸!

  
董仲舒在此期间亦韬光养晦,政治上一无建树。但他并没有消极适世,他一方
面广招生徒,私相传授,为汉朝培养了一批推行儒学的合格人才。《史记》说董仲
舒弟子通经学者“以百数”,而且都很出色,褚大为梁相,嬴公为谏大夫,吕步舒
为丞相长史,吾丘寿王(稍后)则官至光禄大夫侍中。大史学家司马迁也曾师从董
仲舒,《史记》中对董仲舒的《春秋》之学多所阐发;也正是受孔子困厄著《春秋》、
左丘失明著《左传》事迹的鼓舞,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发愤撰著《史记》这部千
古名著。另一方面,董仲舒又谨慎地观察现实,潜心地研讨百家学说,特别是深研
汉初以来一直占统治地位的黄老之学。他要构建一个前所未有、兼容诸子百家的新
儒学体系,以适应西汉社会大一统之局,以求积极有为之效。他在待价而沽,应时
而出!

1、汉武帝汉武刘彻,是景帝的中子,爱好文学,崇尚儒术,雄材大略,朝气蓬勃。他讲文治,修武功,北击匈奴,南抚百越,西通西域,东郡朝鲜。西汉帝国声威大振,号称极盛。他在位时期也是西汉人才最盛的对期。《汉书》称赞说:“群士慕向,异人并出。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倪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庄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洛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率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其余不可胜记!”真是人才济济,群星灿烂,“汉之得人,于兹为盛”!

二、天人三策称圣意 董生一举天下知

西汉此时之所以如此群贤毕集,广得异材,固然与汉武帝本人雄才大略的感召力有关,更是他求贤若渴,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的直接效验。而其选拔人才的有效手段,便是经常性下令郡国及百官公卿举贤才、荐奇士和下令郡国立学校、修儒学。据《汉书·董仲舒传》所载,汉武帝“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才孝廉,皆自董仲舒发之。”可见汉之得人在武帝,武之得人在选举与儒学,而选举和儒学的提倡则发自董仲舒。由一个儒者之议影响朝廷的决策,由正确决策导致群士向慕,再由人才群集而迎来西汉帝国的极盛局面。于此,谁还会说德生无用呢?此乃“无用”之大用!“无用”之妙用!公元前141年,汉武帝即皇帝位,次年改元建元。

   机会终于来了,雄才大略的汉武帝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这位雄心勃勃、精力旺盛的少年天子,一改文景时代一切因任自然、因循守旧、无所作为的施政方针,建元元年新年伊始,即“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直言极谏之士”。这次应举者百余人,庄助为举首;公孙弘以明于《春秋》中选,为博士;辕因生亦以贤良应征。其余学申不害、商鞅、韩非法家之言,操苏泰、张仪纵横之说者,一概罢黜,不予录取。董仲舒是否参加这次对策,史有分歧。董仲舒对策,《汉书·武帝纪》记于六年后的无光元年,《资治通鉴》载于建元元年。《汉书》所记可信。

  
公元前141年,孝景帝驾崩。景帝是继文帝之后,又一个奉行黄老清静无为、与
民休息之治,从而实现“文景之治”的君王。史称景帝时期,仓禀丰实,府库饶财,
移风易俗,黎民淳厚,西汉社会从经济到治安都达到了农业社会美好的极点。但是,
另一方面,由于朝廷的无为放任,诸侯骄恣,豪强坐大,商业地主侵渔细民,割据
势力业已形成;再加之四夷侵临,匈奴寇边……班固论当时形势曰:“汉兴六十余
载,海内义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汉书·公孙弘传赞》)
在升平的表面景象下,西汉社会实已潜藏着严重的危机。急需有为之君起而进行大
刀阔斧改革,制祸患于未发,防斯民于土崩;更进而结束无为之治,乘仓实财饶之
运,大兴文教,再建武功,在足食足兵基础上,去迎接儒家理想中礼乐教化的盛世
太平!可是,景帝只是一个继体守文之君,他实现文景之治的最大奥秘只是“无为
之治”,在民力凋弊之时让其自创财富,自食其力。文景之治的到来与其说是文景
君臣统治得好,不如说是放松统治的好。怎样在物质丰富的基础上实现大治,文景
君臣就无能为力了。这个使命历史地落到了汉武帝的身上,汉武帝的继位,给西汉
社会带来了新气象,也给儒学带来了复兴的希望。十年磨一剑,三载不窥园的董仲
舒,正好赶上了这个机会,真是千载一时,三生之幸!

对策说“今临政愿治七十余年”,从高祖元年至建元三年才七十年,若是建元元年对策,不得称“七十余”,而至元光元年则为七十四年,可以说“七十余年”。董仲舒建元初不出对,很可能与当时政局有关,那就是窦太后仍然健在。窦太后是文帝皇后,景帝母亲,武帝祖母,她好尚黄老,憎恨儒学,菲薄五经。武帝即位,被尊为太皇太后,建元初年,朝廷大事都得奏请她首肯。此时自然还不是推行儒学的时候。

   1.汉武帝

事实上,儒学刚一抬头便遭到窦太后的严励摧折。元年夏,汉武帝任魏其侯窦婴为丞相,武安侯田为太尉。窦田倾向儒学,推荐儒生赵络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赵、王二人是诗学大师申培的弟子,建议立明堂以朝诸侯,用“束帛加壁,安车蒲轮”的特殊礼遇将申培从山东接来,商议明堂礼制。似乎坠给将振,”儒运当兴。赵绾一时得意,竟要汉武帝不再奏事太皇太后,以便推行儒术。结果窦太后大怒,私下调查出赵绾、王臧贪污事实,责问汉武帝,武帝将二人下狱,迫令自杀谢罪。窦婴田亦免职反省。

  
汉武刘彻,是景帝的中子,爱好文学,崇尚儒术,雄材大略,朝气蓬勃。他讲
文治,修武功,北击匈奴,南抚百越,西通西域,东郡朝鲜。西汉帝国声威大振,
号称极盛。他在位时期也是西汉人才最盛的对期。《汉书》称赞说:“群士慕向,
异人并出。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倪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
推(荐)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制诰)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
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庄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洛下闳;协律(调制音
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率则卫青、霍去病;受遗
(托孤)则霍光、金日(石单);其余不可胜记!”(《公孙弘传赞》)真是人才济
济,群星灿烂,“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同前)!西汉此时之所以如此群贤毕集,
广得异材,固然与汉武帝本人雄才大略的感召力有关,更是他求贤若渴,不拘一格
选拔人才的直接效验。而其选拔人才的有效手段,便是经常性下令郡国及百官公卿
举贤才、荐奇士和下令郡国立学校、修儒学。据《汉书·董仲舒传》所载,汉武帝
“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才(秀才)孝廉,皆自董仲舒发(倡议)之。”可见汉之
得人在武帝,武之得人在选举与儒学,而选举和儒学的提倡则发自董仲舒。由一个
儒者之议影响朝廷的决策,由正确决策导致群士向慕,再由人才群集而迎来西汉帝
国的极盛局面。于此,谁还会说德生无用呢?此乃“无用”之大用!“无用”之妙
用!

申公以老疾为由,县归故里。明堂之事不了了之。整个建元时期,儒学都受压抑,在艰难中挣扎。直到窦太后亡故之后,儒学才真正迎来了复苏的春天。董仲舒也才应时而出,适时地喊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长期郁积的心声。建元六年五月,窦太后死,黄老之学的最后一个顽固堡垒消失了。六月,武安侯田复出为丞相,坚冰已经打破,阻碍已经消除。‘司马迁说:“及窦太后崩,武侯田为丞相,细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平津侯。天下学士靡然向风矣!”(《史记·儒林列传》)。儒学的真正复兴和走俏是在窦太后死后,而为儒学的走红作好理论准备和舆论准备的,则是次年董仲舒的贤良对策。如果以窦太后薨作为汉代学术崇尚的转折点,那么董仲舒的对策无疑就是儒运宏昌的开端。2。贤良对策·第一策元光元年,汉武帝又令郡国举孝廉,策贤良,而董仲舒以贤良对策。汉武帝连问三策,董仲舒亦连答三章,其中心议题是天人关系问题,史称《天人三策》,后被班团全文收在《汉书·董仲书传》之中。

  
公元前141年,汉武帝即皇帝位,次年改元建元。这位雄心勃勃、精力旺盛的少
年天子,一改文景时代一切因任自然、因循守旧、无所作为的施政方针,建元元年
新年伊始,即“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直言极
谏之士”。这次应举者百余人,庄助为举首;公孙弘以明于《春秋》中选,为博士;
辕因生亦以贤良应征。其余学申不害、商鞅、韩非法家之言,操苏泰、张仪纵横之
说者,一概罢黜,不予录取。董仲舒是否参加这次对策,史有分歧。董仲舒对策,
《汉书·武帝纪》记于六年后的无光元年(前134),《资治通鉴》载于建元元年。
《汉书》所记可信。对策说“今临政愿治七十余年”,从高祖元年至建元三年才七
十年,若是建元元年对策,不得称“七十余”,而至元光元年则为七十四年,可以
说“七十余年”。董仲舒建元初不出对,很可能与当时政局有关,那就是窦太后仍
然健在。窦太后是文帝皇后,景帝母亲,武帝祖母,她好尚黄老,憎恨儒学,菲薄
五经。武帝即位,被尊为太皇太后,建元初年,朝廷大事都得奏请她首肯。此时自
然还不是推行儒学的时候。事实上,儒学刚一抬头便遭到窦太后的严励摧折。元年
夏,汉武帝任魏其侯窦婴为丞相,武安侯田(虫分)为太尉。窦田倾向儒学,推荐儒
生赵络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赵、王二人是诗学大师申培的弟子,建议立明
堂以朝诸侯,用“束帛加壁,安车蒲轮”的特殊礼遇将申培从山东接来,商议明堂
礼制。似乎坠给将振,”儒运当兴。赵绾一时得意,竟要汉武帝不再奏事太皇太后,
以便推行儒术。结果窦太后大怒,私下调查出赵绾、王臧贪污事实,责问汉武帝,
武帝将二人下狱,迫令自杀谢罪。窦婴田(虫分)亦免职反省。申公以老疾为由,县
归故里。明堂之事不了了之。整个建元时期,儒学都受压抑,在艰难中挣扎。直到
窦太后亡故之后,儒学才真正迎来了复苏的春天。董仲舒也才应时而出,适时地喊
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长期郁积的心声。

第一策主要是“天命”和“性情”问题。汉武帝问:“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性命之情”,为何有善恶良莠之分?当务之急,“何修何饬”,才能使“百姓和乐”,祥瑞普降呢?董仲舒正告说,有天命存在,灾异就是天与人的对话: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惊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天人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微妙的。国家政治有失,天就出现灾害来谴责他;如不知道自我反省,又出怪异现象来警告他;如果还不知悔改,天才改变成命,使其丧邦失国。这就是“天人感应”,天和人可以互相感应,互相影响。他说王者将王天下,天必出现一种非人力所能引起的征兆,此即“受命之符”。如果“天下之民同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尚书》记载,周之文武将兴,兵渡盟津,白鱼跃入王舟;有火覆盖在王屋上,又忽然流动,变成了红羽乌鸦。

  
建元六年(前135年)五月,窦太后死,黄老之学的最后一个顽固堡垒消失了。
六月,武安侯田(虫分)复出为丞相,坚冰已经打破,阻碍已经消除。‘司马迁说:
“及窦太后崩,武侯田(虫分)为丞相,细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
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平津侯。天下学士靡然向风矣!”(
《史记·儒林列传》)。儒学的真正复兴和走俏是在窦太后死后,而为儒学的走红
作好理论准备和舆论准备的,则是次年董仲舒的贤良对策。如果以窦太后薨作为汉
代学术崇尚的转折点,那么董仲舒的对策无疑就是儒运宏昌的开端。

这就是三代受命之符。祥瑞不是凭空产生的,她是对美德的报答,是王者世世代代“积善累德”的效验。孔子说“德不孤,必有邻”就是这个道理。那么灾异又是怎样产生的呢?他认为这是“废德教而任刑罚”的结果。刑罚不中就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气聚于上,上下不和,阴阳之气就不会协调,阴阳失调就产生妖孽,于是灾异就出现了。天瑞与灾异虽是天的旨意,但都是根据帝王的所作所为作出的应答。对于人性善恶问题,董仲舒说: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质也,惰者人之欲也。

   2.贤良对策·第一策

或夭或寿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乱之所生,故不齐也。命是上天的指令,性是生命的本质属性,情是人的欲望情感。人的性情有仁与不仁,寿命有长有短,都是造物者和社会环境作用的结果。天命无法改变,而社会环境却可以改良。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因此,尧舜行德政其民就仁厚长寿,桀纣行暴政其民就贪鄙夭折。可见人民的好坏善恶全在你皇帝老儿的所作所为了。“上之化下,下之从上,犹泥之在钧,唯甄者之所为;犹金之在熔,唯冶者之所铸。”当务之急该怎么办呢?董仲舒提出“法天”、“正始”、“教化”、“更化”四策。法天的原理本之《春秋》。

  
元光元年(前134),汉武帝又令郡国举孝廉,策贤良,而董仲舒以贤良对策。
汉武帝连问三策,董仲舒亦连答三章,其中心议题是天人关系问题,史称《天人三
策》(或《贤良对策》),后被班团全文收在《汉书·董仲书传》之中。

他说,稽考《春秋》之文,求王道的端绪,找到一个“正”字。《春秋》开篇即说“春王正月”,正字排在王字之后,王字又排在春字之后,春是天体运行方式,正是王的行动方式,这个排列顺序表达的意思就是:王者“上承天之所为,而下正其所为”。那么王者被有所为就当求之于天道了。天道是什么?他说: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道有阴阳,人间有德刑。天以阳气为主,以生养为德;人亦应以德政为生,以生成为意。可是“今废先王德教之官,而独任执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与”?施虐政于天下,而望德教遍于四海,岂不是南辕北辙么?正始之意亦发自《春秋》。

   第一策主要是“天命”和“性情”问题。汉武帝问:“三代受命,其符安在”;
“灾异之变,何缘而起”;“性命之情”,为何有善恶良莠之分?当务之急,“何
修何饬”,才能使“百姓和乐”,祥瑞普降呢?

《春秋》第一篇是“鲁隐公元年”,为何谓一为元呢?他说:“一者万物之所始也,元者辞之所谓大也。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可见一是万物的根基,是本,是始。元,为首,为大。称一为元,即是说要重视开始,端正根本。政治之本在百官,百官之本在朝廷,朝廷之本在君主,君主之本在宸衷,“故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天下正与不正,就视你君心正与不正。天下四方都正了,没有邪气干扰于天地之间,阴阳调和,风雨得时,五谷丰登,民生幸福,四海来宾,若此,福物祥瑞,莫不毕至。正始是统治者自正,教化则是正民。董仲舒认为当时“美祥莫至”的另一原因是“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

   董仲舒正告说,有天命存在,灾异就是天与人的对话:

他说:“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老百姓都是追逐物质利益的,不用教化为堤防就会有作奸犯科之事发生,因此帝王临驭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他建议汉武帝:“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库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节民以礼。”自古以来,凡是“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都是由于“教化行而习俗美也”。更化讲革除积弊,改弦更张。圣人继乱世,应当干净彻底地扫除其残风余孽,万象更新,然后再修明教化来美化风纪。可是秦承晚周之敝,非但不改,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
知自省,又出怪异以惊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

秦始皇反对习儒雅,禁止民间扶藏诗书,抛弃礼义,尽灭先王之道,独断专横…真是“以乱济乱,大败天下之民”,所以得天下才14年便灭亡了。汉承秦制,无所更改,“其遗毒余烈,至今未灭”,使习俗鄙薄丑恶,人民卑劣嚣顽,好勇斗狠,欺上惘下,低级下流到了极点!于是“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恶习不除,有新的法令必有新的奸诈。正如“以汤止沸,抱薪救火”,法令再多也无济于事。孔子说:“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污也。”现在汉承秦之敝,正如朽木粪墙,不加革除,终不可救。他比喻说:“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同理,“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汉家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却得不到善治,其原因就是“当更化而不更化”所致。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临政愿治,不如退而更化!更化的内容就是励行“仁义礼智信”正常之道,五者修饬,故受天之佑,享鬼神之福。一句话,就是要革除亡秦以法为治的恶政,改变汉初因循守旧的惰习,力行儒家仁义礼智,积极有为的政治风化。

  
天人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微妙的。国家政治有失,天就出现灾害来谴责他;如不
知道自我反省,又出怪异现象来警告他;如果还不知悔改,天才改变成命,使其丧
邦失国。这就是“天人感应”,天和人可以互相感应,互相影响。他说王者将王天
下,天必出现一种非人力所能引起的征兆,此即“受命之符”。如果“天下之民同
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尚书》记载,周之文武将兴,兵渡盟津,
白鱼跃入王舟;有火覆盖在王屋上,又忽然流动,变成了红羽乌鸦。这就是三代受
命之符。祥瑞不是凭空产生的,她是对美德的报答,是王者世世代代“积善累德”
的效验。孔子说“德不孤,必有邻”就是这个道理。那么灾异又是怎样产生的呢?
他认为这是“废德教而任刑罚”的结果。刑罚不中就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气聚
于上,上下不和,阴阳之气就不会协调,阴阳失调就产生妖孽,于是灾异就出现了。
天瑞与灾异虽是天的旨意,但都是根据帝王的所作所为作出的应答。

3、第二策董仲舒在第一策畅言时事,纵论古今。广援儒理而不迂腐,文彩焕然而不浮夸,真可谓文美辞丰,理正义严,深得爱好文彩、倾心儒学的少年天子喜爱。《论衡》说:“孝武之时,诏百官对策,董仲舒策文最善。”岂为虚语哉!本传说“天子览而异焉,乃复册之”。欲尽消夙疑而甘心焉。第二策共四个问题,一是关于黄老无为和孔孟有为的向题。武帝问:尧舜之时,“垂拱无为,而天下太平”;周文武时,勤勉工作,“至于日昃不暇食,而宇内亦治”。帝王致治之道,难道不同么,“何劳逸之殊也?”董仲舒说那是由于“所遇之时异也”。尧在位时,“众圣辅德,贤能佐职,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舜又因之,有禹为相,“是以垂拱无为而天下治”。

   对于人性善恶问题,董仲舒说:

周文武则不然,“当此之时,纣尚在上,尊卑混乱,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无为与有为皆有其历史合理性。不过现在是:汉承秦敝,非力行有为不可!二是黄老尚质与儒学尚文问题。武帝问:“俭者不造玄黄旗旗之饰”;可是周家,却甚其文饰。难道帝王之道旨趣不同吗?有人说“良玉不琢”,又有人说“非文无以辅德”,此二端亦互相矛盾。董仲舒说,制度文章,是用以“明尊卑,异贵贱,劝有德”的,孔子说,过分奢侈太骄矜,过分俭朴又鄙陋(“奢则不逊,俭则固?),可见过俭也不是恰当的。所以《春秋》中,君王受命之先即“改正朔,易服色,所以应天也。”良玉不琢,是因其资质润美,不必刻琢;但常玉不琢,就不成文章。同理可证:“君子不学,不成其德。”三是任德任刑问题。

  
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质也,惰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寿或仁或鄙,陶冶而成
之,不能粹美,有治乱之所生,故不齐也。

武帝问:周之成康,刑罚不用,四十余年,囹圄屡空;秦人用严酷之刑,死者甚众,却奸邪不止。其故何也?董仲舒曰:周前有武王行大义,有周公制礼乐,到成康时才出现刑措不用的局面,“此亦教化之渐而仁义之流,非独伤肌肤之效也。”秦朝则不然。“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不行五帝三王之道,以贪狠好战为俗,又没有文德教训于下。于是在上者贪得无厌,在下者风俗浇薄。再加之任用“惨酷之吏”,聚敛无度,民失其业,“群盗并起”,因此刑虽重而奸不息,此乃“俗化使然也”。四是现实问题。武帝问:我注意农本,任用贤人;亲耕籍田,劝孝崇德,问勤恤孤…为了天下真是夙兴夜寐,“尽思极神”了,但“功德休烈”并未实现。“今阴阳错谬,氛气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廉耻贸乱,贤不肖混淆”。

  
命是上天的指令,性是生命的本质属性,情是人的欲望情感。人的性情有仁与
不仁,寿命有长有短,都是造物者(陶冶)和社会环境(治乱)作用的结果。天命
无法改变,而社会环境却可以改良。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
风必偃(向风而倒)。”因此,尧舜行德政其民就仁厚长寿,桀纣行暴政其民就贪
鄙夭折。可见人民的好坏善恶全在你皇帝老儿的所作所为了。“上之化下,下之从
上,犹泥之在钧,唯甄(塑造)者之所为;犹金之在熔(熔炉),唯冶(铸造)者
之所铸。”

其因何在?董仲舒认为其因有三:一曰“王心未加”,二曰“士素不励”,三曰“长吏不明”。前者说的是指导思想,“王心”即王道,亦即儒学的仁义之道,言武帝虽则兢兢,但未从仁义之道出发,人民未普遍受其恩泽,难以成就“功德休烈”。后二者讲教育和选举问题。他说,皇帝一心求贤固然可佳,但是士人未加教育,士行未加砥砺,上哪去求贤呢?“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因此常是朝廷有求贤之诏,而郡国却无贤可荐。于是董仲舒重申:“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才;则英俊宜可得矣。”郡守和县令是民众的师长表率,起著承德宣化的作用。如果师帅不贤,主上的德就得不到宣扬,恩泽得不到流布。现在的守令不但不能起教育作用,有的还不奉行天子的法令,暴虐百姓,与奸人为伍,使贫苦人民流离失所。

   当务之急该怎么办呢?董仲舒提出“法天”、“正始”、“教化”、“更化” 四策。

阴阳错谬,氛气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都是“长令不明”造成的。董仲舒进而将矛头直指当时的官制:汉代官吏的来源主要有“郎选”、“任子”和“货选”,郎选,即皇帝近卫侍臣到期迁官;任子,二千石可恩前子弟为官;赀选,即有钱人以钱买官做。这三种形式的任官都不考虑实际才能和品行。他揭露说:“夫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又以富货,未必贤也!”加之官吏的升擢又是论资排辈,“累日以取贵,积久而致官”,其结果自然是“廉耻贸乱,贤不肖混淆”了。于是他提出“岁贡贤才”“量才授官”两策。要列侯、郡守、二千石,每年荐贤两名以供宿卫;并以此考察大臣的贤否,如果所荐贤能则有赏,不贤则有罚。这就迫使大臣们以求贤识贤为事,天下之奇士就可得而使了,遍得天下之奇士,天下何愁不治!

  
法天的原理本之《春秋》。他说,稽考《春秋》之文,求王道的端绪,找到一
个“正”字。《春秋》开篇即说“春王正月”,正字排在王字之后,王字又排在春
字之后,春是天体运行方式,正是王的行动方式,这个排列顺序表达的意思就是:
王者“上承天之所为(天道),而下正其所为(人事)”。那么王者被有所为就当
求之于天道了。天道是什么?他说:

威尼斯人线上娱乐,同时,在官员升擢上,董仲舒疾呼:“毋以日月为功,实试贤能为上。量才而授官,录德而定位。”这就使贪与廉、贤与不肖判然两途,皎皎易识了。4、第三策第二策在意识形态上调合孔老,而归宗儒本,这反映黄老思想在西汉流行数十年之后给儒者造成的畏惧心理,因为辕固生下圈斗彘、赵绾王臧下狱至死的殷鉴不远;同时这也是董仲舒多年潜心研究诸子百家、悉心融合儒道之学的学术成就。他对西汉宫制的抨击,也深中时敝。但是,他把西汉社会未臻大治的原因归结为教育和吏制的失误,这未免简单化了。在武帝看来,其调和孔老有似于模棱两可,其论世事又不深不透,自然不能让亟欲刷新政体、力矫时敝、雄心勃勃的少年天子满意。

  
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
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

于是三降纶音,重申天问。在策文中,武帝责问董仲舒对策“文彩未极”、“条贯未尽”,说理囫囵,欲言又止,难道是对“当世之务”有所顾虑,对“王听”有所怀疑么?要他就“天人之应”、“古今之道”与乎“治乱之端”,“悉之就之,孰之复之”,透辟说来,不要有任何顾虑。对于天人问题,董仲舒进一步申明“天人感应”说,认为天是“群物之主”,包润万类,无不容纳。“故圣人法天而立道”: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爱也;夏者天子所以长也,德者君之所以养也;霜者天之所以杀也,刑者君之所以罚也。天有春生夏长冬杀,人也有仁慈德爱刑罚,天有是理,人有此行,这就是“天人之征”。

  
天道有阴阳,人间有德刑。天以阳气为主,以生养为德;人亦应以德政为生,
以生成为意。可是“今废先王德教之官,而独任执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与”?
施虐政于天下,而望德教遍于四海,岂不是南辕北辙么?

关于古今之道,汉武帝问曰:“或谓久而不易者道也”,何“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是不是道也有不同?道也有弊端呢?言下之意:有没有一个万古不变,百世奉行,而又有利无弊的经常之道呢?对此,董仲舒作了肯定的回答,提出了著名的、影响千载,同时又是毁誉不一的哲学命题: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对这一命题,学者多认为是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毛泽东同志《矛盾论》即说:“在中国,则有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思想,曾长期地为腐朽了的封建统治阶级所拥护。”固然董仲舒的天道论曾为封建统治阶级服了务,无疑应加以批判和扬弃,但“天不变道亦不变”作为一个哲学命题,还是可以再讨论的。其实董仲舒也强调变化,他曾说:“譬之琴瑟之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这就是“更化”。如何理解“道亦不变”,关键在如何理解“道”。

   正始之意亦发自《春秋》。《春秋》第一篇是“鲁隐公元年”,为何谓一为元
呢?他说:“一者万物之所始也,元者辞之所谓大也。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
本也。”《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可见一是万物的
根基,是本,是始。元,为首,为大。称一为元,即是说要重视开始,端正根本。
政治之本在百官,百官之本在朝廷,朝廷之本在君主,君主之本在宸衷,“故人君
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裔)。”
天下正与不正,就视你君心正与不正。天下四方都正了,没有邪气干扰于天地之间,
阴阳调和,风雨得时,五谷丰登,民生幸福,四海来宾,若此,福物祥瑞,莫不毕
至。

董仲舒吸取了先秦道论中老子的“常道”和“非常道”的精华,董仲舒的道亦有常与非常之别。他的道有“天道”有“人道”,天道是常的,不变的,“乐而不厌,复而不乱者谓之道”,这是讲的天道,她具有客观性,自然性,不可逆转性。相当于老子的“常道”,这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真谛。人道即“先王之道”,也分可变与不可变两部分。他说:“道者所由适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仁义礼乐是载道之具,故董仲舒又称仁义礼智信为“五常之道”,这是不可变的。但是先王在具体施政时又有所侧重,即所尚,如“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之类,此乃非常道,讲究适时之变。“天不变道亦不变”的道是常道,是天道,在人则为“五常之道”,这是万古不变,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针对汉武帝问三王之道“而皆有失”的问题,他说:“道者万世无弊,弊者道之失也。”道是不会有过失的,政事的不善并不是道造成的,相反恰恰是“失道”的恶果。

   正始是统治者自正,教化则是正民。董仲舒认为当时“美祥莫至”的另一原因
是“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他说:“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
防之,不能止也。”老百姓都是追逐物质利益的,不用教化为堤防就会有作奸犯科
之事发生,因此帝王临驭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他建议汉武帝:“立大学
以教于国,设库序以化于邑,渐(浸润)民以仁,摩(砥砺)民以谊(义),节民
以礼。”自古以来,凡是“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都是由于“教化行而习俗美也”。

关于“治乱之端”,董仲舒视野从吏制转到了社会这个广阔的背景上来。他认为当时社会一切罪恶性的根源是贫富不均:“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穷急愁苦而上不救,则民不乐生;民不乐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罚之所以繁而奸邪不可胜者也。”而造成贫富严重悬殊的罪魁祸首,乃是官僚地主和不法官商。他们既“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又“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这些人或“博其产业,蓄其积委”,染指商业,成为官倒官商;或“众其奴婢,多其牛羊,广其田宅,成为官僚地主。兼并侵蚀,日月无厌,普通百姓,日益贫困。董仲舒说这不符合天意呀!他说:“天亦有所分予”,以生物为例,予其爪牙者不予其角抵之利,予其羽翼者只给它两只足,可见“所受大者不得取小”,此乃天之道也。官僚们食朝廷之禄,已享人间之富贵,可还要广收商业与农业之利,“与民争利”,真是贪得无厌,欲壑难填,多不合理!吏为民师,“尔好义,则民向仁而俗善;尔好利,则民好邪而俗败。”官吏求利是风俗败坏、人民贪鄙的直接根源。他说:“惶惶求财利,常恐乏匮者,庶人之意也;惶惶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今尔大夫,不以道德表率为事,而务以与民争利,那真是小人一个!

  
更化讲革除积弊,改弦更张。圣人继乱世,应当干净彻底地扫除其残风余孽,
万象更新,然后再修明教化来美化风纪。可是秦承晚周之敝,非但不改,且有过之
而无不及。秦始皇反对习儒雅,禁止民间扶藏诗书,抛弃礼义,尽灭先王之道,独
断专横…真是“以乱济乱,大败天下之民”,所以得天下才14年便灭亡了。汉承秦
制,无所更改,“其遗毒余烈,至今未灭”,使习俗鄙薄丑恶,人民卑劣嚣顽,好
勇斗狠,欺上惘下,低级下流到了极点!于是“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恶习
不除,有新的法令必有新的奸诈。正如“以汤止沸,抱薪救火”,法令再多也无济
于事。孔子说:“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污(粉饰)也。”现在汉承秦之敝,
正如朽木粪墙,不加革除,终不可救。他比喻说:“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
乃可鼓也。”同理,“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汉家得天下
以来,常欲善治却得不到善治,其原因就是“当更化而不更化”所致。临渊羡鱼,
不如退而结网;临政愿治,不如退而更化!更化的内容就是励行“仁义礼智信”正
常之道,五者修饬,故受天之佑,享鬼神之福。一句话,就是要革除亡秦以法为治
的恶政,改变汉初因循守旧的惰习,力行儒家仁义礼智,积极有为的政治风化。

居君子之大位,却干著小人的勾当,逆天意,违圣旨,灾必及其身!对策最后,董仲舒根据《公羊传》“大一统”之义,认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春秋》崇尚“大一统”,可现在却是“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学术分歧,杂说异端,因此朝廷无法定出一个崇尚的思想,百官也没有一个遵守的准绳。因而建议统一学术,统一思想,大胆喊出:“臣请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终于抖落了出入于孔老的暧昧面纱,直截了当地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这一对策中,汉武帝希望听到的终于让董仲舒痛快淋漓地讲了出来,汉武帝大为兴奋,于是从其所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立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选贤才,举孝廉,郡国岁献二人,著为功令……班固曰:“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

   3.第二策

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才孝廉,皆自仲舒发之。”《天人三策》主要有四个作用;一是改变了汉家思想崇尚,由以前的崇尚黄老无为之治,改而崇尚儒学的礼乐文章,开启了汉代文治灿烂的先河。高惠之时,多武功之臣,粗重少文;文景之世,崇尚黄老,质朴无华;至武帝喜文采,亲儒学,经术之士多进,公孙弘位至三公,于是公卿多文雅彬彬之士,逐渐改变了官吏的素质,同时也为中国文官制度的形成走出了重要的一步。二是砥砺了汉代士子好学尚文的一代风尚,自董仲舒建议“兴大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才”,国家以儒学选士,士子以儒行励操,“天下学士,靡然向风”(《史记·儒林列传》),形成尊儒好学的风气。三是建议岁贡贤能,形成定制,并以此考绩官吏,从而为汉家多渠道选拔人才开通了航道。其四,也是极为重要的一点,是确立了儒术独尊的地位,使儒学从诸子之一,借助政府的力量,战胜百家,取得压倒优势。

  
董仲舒在第一策畅言时事,纵论古今。广援儒理而不迂腐,文彩焕然而不浮夸,
真可谓文美辞丰,理正义严,深得爱好文彩、倾心儒学的少年天子喜爱。《论衡》
说:“孝武之时,诏百官对策,董仲舒策文最善。”(《佚文》)岂为虚语哉!本
传说“天子览而异焉,乃复册之”。欲尽消夙疑而甘心焉。

从此,儒学成为中国天字第一号经典学问,以经学为形式发展漫衍,影响日深,于是儒风大渐,圣学广被,儒学历史实现了重大转折。王充说:“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论衡·超奇》)是孔子发挥文王之道于乱世之间,又是董仲舒振起孔子之学于绝微之际,他无异于汉代的孔子。同时也由此奠定了整个中国社会推尊儒学,崇奉孔圣的传统。于是文运与世运并昌,人才与世风俱美,不能不说是汉世历史、乃至整个中国学术史的一大转折。刘向说:“仲舒为世儒宗,定议有益天下。”诚为不刊之论。三、两相骄王存兼善三黜何尝忘斯民可是董仲舒文幸而人不幸,汉武帝虽采纳了董仲舒的许多条建议,但却并未重用其人。对策之后,《汉书》只平淡地记上一笔:“对既毕,天子以仲舒为江都相,事易王。”汉朝自吴楚七国之乱后,诸侯王一直是被打击、被削弱的对象;又实行“左官法”,歧视在侯国为官的人。

  
第二策共四个问题,一是关于黄老无为和孔孟有为的向题。武帝问:尧舜之时,
“垂拱无为,而天下太平”;周文武时,勤勉工作,“至于日昃(斜)不暇食,而
宇内亦治”。帝王致治之道,难道不同么,“何劳逸之殊也?”董仲舒说那是由于
“所遇之时异也”。尧在位时,“众圣辅德,贤能佐职,教化大行,天下和洽”;
舜又因之,有禹为相,“是以垂拱无为而天下治”。周文武则不然,“当此之时,
纣尚在上,尊卑混乱,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
无为与有为皆有其历史合理性。不过现在是:汉承秦敝,非力行有为不可!

诸侯国相,虽是中央署置,但也不及朝官备受亲近。董仲舒以一代鸿儒、景帝朝的博士,论才力,论资历,都应该受到应有的重用。刘向说:“董仲舒有王佐之才,虽伊无以加!管之属,霸者之佐,殆不及也。”认为他才超管仲、晏婴,比方伊尹吕尚,可以辅佐帝王以致太平。王充说:“董仲舒说道术奇矣”,“董仲舒之言道。德政治可嘉美也。”(《论衡·案书》)班固叙传说“谠言访对,为世纯儒。”道德文章俱佳的董仲舒出任诸侯相,实令古今学人十分惋惜!王应麟论其事曰:“武帝虽因仲舒之对,兴学校之官,然而皇建有极,是彝是训,以尽君师之责者,帝未之知也。傥能以仲舒为三公,俾之师保万民;用申公辕因为太常,以明师道于朝廷,则四方风动,化行俗美,汉其三代矣。惜也,帝不用董仲舒之真儒,而劝学之议,乃发于公孙弘。帝之好儒,其叶公之好龙与?”其实,董仲舒不被重用,也许正因为他是“真儒”“纯儒”的缘故。孔子谓事君:“勿欺也而犯之”;子路谓出仕:“君子之壮也行其义也”;《大学》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史记》说:“董仲舒为人廉直”。是真儒,其生活的目的就是为了“明道”“行义”;是纯儒,其事君的准则就是“廉直”“勿欺”。既为行义,其于财利就会有所不为,董仲舒曾标榜:“仁者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这哪里是好大喜功的汉武帝所欣赏的!既是廉直勿欺,就注定了他不会阿附取容,以博高位。

   二是黄老尚质与儒学尚文问题。武帝问:“俭者不造玄黄旗旗之饰”;可是周
家,却甚其文饰。难道帝王之道旨趣不同吗?有人说“良玉不琢”,又有人说“非
文无以辅德”,此二端亦互相矛盾。董仲舒说,制度文章,是用以“明尊卑,异贵
贱,劝有德”的,孔子说,过分奢侈太骄矜,过分俭朴又鄙陋(“奢则不逊,俭则
固?),可见过俭也不是恰当的。所以《春秋》中,君王受命之先即“改正朔,易
服色,所以应天也。”良玉不琢,是因其资质润美,不必刻琢;但常玉不琢,就不
成文章。同理可证:“君子不学,不成其德。”

因此,同样是治《春秋》,公孙弘能以“从谀”的手段位至三公,而董仲舒却因“廉直”的美德倍遭冷落。个中三昧,确实是十分值得深玩的。

  
三是任德任刑问题。武帝问:周之成康,刑罚不用,四十余年,囹圄屡空;秦
人用严酷之刑,死者甚众,却奸邪不止。其故何也?董仲舒曰:周前有武王行大义,
有周公制礼乐,到成康时才出现刑措不用的局面,“此亦教化之渐(浸润)而仁义
之流(风化),非独伤肌肤之效也。”秦朝则不然。“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
不行五帝三王之道,以贪狠好战为俗,又没有文德教训于下。于是在上者贪得无厌,
在下者风俗浇薄。再加之任用“惨酷之吏”,聚敛无度,民失其业,“群盗并起”,
因此刑虽重而奸不息,此乃“俗化使然也”。

1、江都相·求而止雨不过,当年的董仲舒也许并没有想这么多,他还是不远千里地去了。江都王国在今扬州,南临大江,北近淮河,傍带干沟,东望于海,颇得水陆鱼盐之利,水陆交通极为方便。其地原为吴王刘濞所有,刘濞曾因之以兴叛乱。易王刘非是景帝之子,武帝的同父异母兄弟。景帝时初封汝南王,吴楚七国乱时,佐军有功,改封江都王。其人有才气,好勇力,广治宫室,素来骄奢。迁居东南大邦后,又广招四方豪杰,常有非份之想。作为一个中央派来的诸侯相,董仲舒既要维护中央王朝的利益,又不能开罪于自己的主子,实是左右为难,进退维谷。但他正心正己,威重自生;又“以礼义匡正,王敬重焉”。当时易壬意高气盛,对董仲舒说:越王勾践依靠文种、泄庸、范蠡之谋,灭掉了不可一世的吴王夫差,三子称得上“吴之三仁”。并说:“桓公决疑于管仲,吾将决疑于君。”齐桓、越王皆春秋二霸,易王之意欲用董仲舒谋取东南霸业。

  
四是现实问题。武帝问:我注意农本,任用贤人;亲耕籍田,劝孝崇德,问勤
恤孤…为了天下真是夙兴夜寐,“尽思极神”了,但“功德休烈”并未实现。“今
阴阳错谬,氛气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廉耻贸乱,贤不肖混淆”。其因何在?
董仲舒认为其因有三:一曰“王心未加”,二曰“士素不励”,三曰“长吏不明”。
前者说的是指导思想,“王心”即王道,亦即儒学的仁义之道,言武帝虽则兢兢,
但未从仁义之道出发,人民未普遍受其恩泽,难以成就“功德休烈”。后二者讲教
育和选举问题。他说,皇帝一心求贤固然可佳,但是士人未加教育,士行未加砥砺,
上哪去求贤呢?“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因此常是朝廷有
求贤之诏,而郡国却无贤可荐。于是董仲舒重申:“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
士;数考问以尽其才;则英俊宜可得矣。”郡守和县令是民众的师长表率,起着承
德宣化的作用。如果师帅不贤,主上的德就得不到宣扬,恩泽得不到流布。现在的
守令不但不能起教育作用,有的还不奉行天子的法令,暴虐百姓,与奸人为伍,使
贫苦人民流离失所。阴阳错谬,氛气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都是“长令不明”
造成的。董仲舒进而将矛头直指当时的官制:汉代官吏的来源主要有“郎选”、
“任子”和“货选”,郎选,即皇帝近卫侍臣到期迁官;任子,二千石(高干)可
恩前子弟为官;赀选,即有钱人以钱买官做。这三种形式的任官都不考虑实际才能
和品行。他揭露说:“夫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又以富货,
未必贤也!”加之官吏的升擢又是论资排辈,“累日以取贵,积久而致官”,其结
果自然是“廉耻贸乱,贤不肖混淆”了。于是他提出“岁贡贤才”“量才授官”两
策。要列侯、郡守、二千石,每年荐贤两名以供宿卫;并以此考察大臣的贤否,如
果所荐贤能则有赏,不贤则有罚。这就迫使大臣们以求贤识贤为事,天下之奇士就
可得而使了,遍得天下之奇士,天下何愁不治!同时,在官员升擢上,董仲舒疾呼:
“毋以日月为功,实试贤能为上。量才而授官,录德而定位。”这就使贪与廉、贤
与不肖判然两途,皎皎易识了。

董仲舒出于“《春秋》大一统”之义,委婉对曰:“夫仁人者,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是以仲尼之门,五尺童子羞称五伯其先诈力而后仁义也。”提倡仁义,反对诈力,暗示其霸不可称、中央不可违。《春秋繁露·对胶西王越大夫不得为仁》篇(下引此书,只出篇名),据考即是这次对话的记录。因传抄既久,遂误江都王为胶西王。董仲舒时刻以“兼善天下”为己任,在江都兴礼乐,致教化,调阴阳,利元元,所作所为,一任皆以利民安邦为本,江都称治,是武帝初年屈指可数的几个以教化治世而又颇有成就的二千石之一。《汉书·循吏传》称:“孝武之初,外攘四夷,内改法度,民用凋敝,奸轨不禁。时少能以化治称者,惟江都相董仲舒、内史公孙弘、倪宽居官可纪。

   4.第三策

三人皆儒者,能于世务,明习文法,以经术润饰吏事,天子器之。”由于时远事吵,董仲舒在江都的治迹已不可详考,现在记载较多的是祈雨止雨之事。史汉都说:“仲舒治国,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王充亦说:“董仲舒表《春秋》之义,稽合于律,无乖异者。”(《论衡·程材》)意即:考察《春秋》经上所记灾异现象,推导阴阳交感运行的规律,然后根据这一规律来求而止雨。董仲舒在《贤良对策》中就曾揭示:孔子作《春秋》,“书邦家之过,兼灾异之变”。凡是《春秋》所讥刺的,必然有灾害现象出现:凡是《春秋》所痛恶的,也必然有怪异现象出现。他说:“以此见人之所为,其美恶之极,乃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人事的极好和极坏,都可以感动天地,引起天变。可见天灾实起源于人祸,人事有失,就导致阴阳失调,阴阳失调就引起风雨失节。反之,如果人事得当,自觉地调节阴阳,那就必然风调雨顺了。

  
第二策在意识形态上调合孔老,而归宗儒本,这反映黄老思想在西汉流行数十
年之后给儒者造成的畏惧心理,因为辕固生下圈斗彘、赵绾王臧下狱至死的殷鉴不
远;同时这也是董仲舒多年潜心研究诸子百家、悉心融合儒道之学的学术成就。他
对西汉宫制的抨击,也深中时敝。但是,他把西汉社会未臻大治的原因归结为教育
和吏制的失误,这未免简单化了。在武帝看来,其调和孔老有似于模棱两可,其论
世事又不深不透,自然不能让亟欲刷新政体、力矫时敝、雄心勃勃的少年天子满意。
于是三降纶音,重申天问。在策文中,武帝责问董仲舒对策“文彩未极”、“条贯
未尽”,说理囫囵,欲言又止,难道是对“当世之务”有所顾虑,对“王听”有所
怀疑么?要他就“天人之应”、“古今之道”与乎“治乱之端”,“悉之就之,孰
(熟)之复之”,透辟说来,不要有任何顾虑。

基于这样的认识,董仲舒于是制定了一套求而止雨的方法和仪轨。他说:天大旱,是由于阳气太重,求而必须损阴益阳:“凡求雨之大体,丈夫欲其藏而匿,女子欲其和而乐”;多雨,是由于阴气太盛,止而应当移阴而壮阳:“凡止雨之大体,女子欲其藏而匿也,丈夫欲其和而乐”(《止雨盯。此外还讲究同类相感:求雨以水日,止而以土曰:并造土龙,设土坛,穿青衣,舞童子,斋告祷祝,其行近巫,怪力乱神,为孔子所耻言。但是《史记》说他“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王充也说他之所为“无乖异者”,确实很难理解。司马迁为当代人记当代事,不应有虚;王充以“疾虚妄”自任,不应传讹。特别是王充,他对董仲舒天人感应说、神学目的论等都进行批判,唯独对求雨的雩礼和董仲舒的土龙求而赞不绝口,多所开说。《论衡·乱龙》曰:“董仲舒申《春秋》之雩,设土龙以招雨,其意以云龙相致。《易》曰:‘云从龙,风从虎。’以类求之,故设土龙。阴阳从类,风雨自至。”又曰。“董仲舒览见深鸿,立事不妄,设土龙之象,果有状也。”在《死伪》《定贤》《案书》等篇,也有分别论述。天道难知,稽之徒劳。但汉代人普遍相信其事,看来其必有因。

   对于天人问题,董仲舒进一步申明“天人感应”说,认为天是“群物之主”,
包润万类,无不容纳。“故圣人法天而立道”:

2、中大夫·灾异书不知何故,董仲舒被罢为中大夫。学者推测可能与易王刘非请战有关。《汉书·江都易王传》说:“无光中,匈奴大入汉边,非上书愿击匈奴,上不许。”汉朝自吴楚七国乱后,对诸侯王实行居国食税,不复治民的政策,以免诸侯王形成实力后与中央抗衡。而这位好勇斗狠的江都王居然要求据兵耀武,这哪能让武帝放心呢。因此不仅没获批准,而且还连累董仲舒丢了官。中大夫是郎中令属官,“掌论议,顾问应对”。念及数年来在诸侯国的所见所闻,董仲舒深感诸侯国的桀傲不驯,仍然是破坏“大一统”的潜在威胁。为了警醒人主,他想起了六年前发生的两场大火:辽东高祖庙和高祖陵便殿相继被焚。当时即令武帝大为不安,“素服五日”。董仲舒认为这是不同寻常的灾异之变,上天谴告。于是援据《春秋》,联系实际,著《灾异论》,借天人感应,大谈政治得失。为什么高庙陵寝会被焚呢?

  
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爱也;夏者天子所以长也,德者君之所以养
也;霜者天之所以杀也,刑者君之所以罚也。

是因“高庙不当居辽东,高园殿不当居陵旁”,位置不当,于礼不安。高庙居辽东,在外,象征在地方的诸侯;高陵在关中,在内,象征在朝中的大臣。现在汉家“多兄弟亲戚骨肉之连,骄扬奢侈,恣睢者众。”天灾的意思是要皇帝“视亲戚贵属在诸侯远正最甚者,忍而诛之,如吾播辽东高庙乃可;视近臣在国中处旁近测及贵而不正者,忍而诛之,如吾燔高园乃可。”(《汉书·五行志上》)原来大火的意思在于教汉武帝剪除不庭的诸侯,杀戮不法的大臣!自汉景帝时晁错建议削藩而遭杀身之祸以来,诸侯问题一直是一个既难办,又难言的棘手问题,董仲舒多年为诸侯相,他对诸侯王骄奢跋扈的揭露,并不是危言耸听。他甘冒当年晁错杀身之祸,敬献忠言,体现了一代大儒勇于殉道,直道事人的儒者精神。

   天有春生夏长冬杀,人也有仁慈德爱刑罚,天有是理,人有此行,这就是“天
人之徵”。关于古今之道,汉武帝问曰:“或谓久而不易者道也”,何“三王之教
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是不是道也有不同?道也有弊端呢?言下之意:有没有一
个万古不变,百世奉行,而又有利无弊的经常之道呢?对此,董仲舒作了肯定的回
答,提出了著名的、影响千载,同时又是毁誉不一的哲学命题:

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可是,当时汉武帝并不买账,董仲舒因此差点丢了性命。董仲舒属草稿未上,以告发人隐私著称的酷吏主父偃来访,窃其手稿,经他一番歪曲注解,以为“有讥刺”,上奏给汉武帝。武帝下其书于群儒讨论,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系出师笔,以为“下愚”,于是将董仲舒逮捕法办,“罪至不道”,按律当死。其实董书所言,未尝不是武帝所忧,仲舒之获罪,并不在“下愚”,而于“私为灾异书”而已。汉代善言灾异的,武帝时有董仲舒和夏侯始昌,昭宣时有睦孟和夏侯胜,元成时有京房和翼奉、刘向、谷永,哀平时则有李寻和田终术,他们借经立义,依物托象,幸而言中,仿佛神验一般,受帝王宠爱一时。可是董仲舒被下狱,夏侯胜被囚禁,睦孟被诛戮,李寻被流放……到底天命有没有呢?如说没有,他们何以累言累中呢?如果说有,那天命何以不能保护他的代言人呢?难道天机不可泄露,泄露了必受惩罚么?原来天命本难知,儒生们大谈天命,不过借以壮胆,为至高无上的君权制造一具精神枷锁而已。

   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

君王也要利用它,以给自己君权的神圣增添几道灵光。董仲舒既不是禀承圣命而谈灾异,也不是借言天命来歌功颂德,而是私为灾异,非议时政,这自然怪不得汉武帝不领情了。不过吓吓他已经够了,于是既定其罪,复又下诏赦之,仍以仲舒为大中大夫。董仲舒虚惊一场,总算有惊而无险。不过死的恐惧却让他“于是竟不敢复言灾异”了。却原来天命并不是处处高于王命,其实质倒是王命控制了天命。可是汉武帝这一负气使性的行为,却给他自己带来了不少麻烦。数年之后,胶西于王、赵敬肃王、常山宪王皆多次触犯刑法,滥行淫威,甚至杀人全家,毒死朝廷派去的二千石长官;淮南王、衡山王竟然谋反,胶东王和江都王都知道其事,私下打造兵器,准备起兵响应。事发之后,汉武帝尚念及当初董仲舒的忠言,选派仲舒弟子吕步舒持斧钺处理淮南王案件,步舒依《春秋》之义断之,不需请示,回朝奏事,武帝皆以为是。其时乃元狩元年,上距董仲舒言灾异仅七年时间,可见董仲舒当时的预告还是很准确的。

  
对这一命题,学者多认为是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毛泽东同志《矛盾论》即说:
“在中国,则有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思想,曾长期地为腐朽了的
封建统治阶级所拥护。”固然董仲舒的天道论曾为封建统治阶级服了务,无疑应加
以批判和扬弃,但“天不变道亦不变”作为一个哲学命题,还是可以再讨论的。其
实董仲舒也强调变化,他曾说:“譬之琴瑟之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
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这就是“更化”。如何理解“道亦不
变”,关键在如何理解“道”。董仲舒吸取了先秦道论中老子的“常道”和“非常
道”的精华,董仲舒的道亦有常与非常之别。他的道有“天道”有“人道”,天道
是常的,不变的,“乐而不厌,复而不乱者谓之道”,这是讲的天道,她具有客观
性,自然性,不可逆转性。相当于老子的“常道”,这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真
谛。人道即“先王之道”,也分可变与不可变两部分。他说:“道者所由适治之路
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仁义礼乐是载道之具,故董仲舒又称仁义礼智信为“五
常之道”,这是不可变的。但是先王在具体施政时又有所侧重,即所尚,如“夏尚
忠,殷尚敬,周尚文”之类,此乃非常道,讲究适时之变。“天不变道亦不变”的
道是常道,是天道,在人则为“五常之道”,这是万古不变,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针对汉武帝问三王之道“而皆有失”的问题,他说:“道者万世无弊,弊者道之失
也。”道是不会有过失的,政事的不善并不是道造成的,相反恰恰是“失道”(不
按道办事)的恶果。

3、胶西相·公孙弘董仲舒自大中大夫,又曾出为胶西于王相。这次出相还与董仲舒的学友——公孙弘有关。公孙弘是齐人,早年放猪于海上,是个猪倌出身。年40余乃从胡毋生学《公羊传》,与仲舒同治一经,算是同业。建元元年武帝诏举贤良,他应征对策,被录为博士。其年纪已经60。因出使匈奴不称圣意,免职家居。无光五年,再举,对策第一,再为博士,后历内史、御史大夫,位至丞相。公孙弘是第一位儒学丞相,这标帜著儒学在汉代统治地位的确立。他为相之初,董仲舒曾致书,希望他“大求贤之路,广选举之门”,礼贤下士,精心考绩。史载公孙弘“起客馆,开东阁,以延贤人”,于是公孙丞相东阁延贤,与燕昭王的黄金台一样,成为求贤佳话,流芳百世。

   关于“治乱之端”,董仲舒视野从吏制转到了社会这个广阔的背景上来。他认
为当时社会一切罪恶性的根源是贫富不均:“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穷急
愁苦而上不救,则民不乐生;民不乐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罚之所以繁而
奸邪不可胜者也。”而造成贫富严重悬殊的罪魁祸首,乃是官僚地主和不法官商。
他们既“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又“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
这些人或“博其产业,蓄其积委(储藏)”,染指商业,成为官倒官商;或“众其
奴婢,多其牛羊,广其田宅,成为官僚地主。兼并侵蚀,日月无厌,普通百姓,日
益贫困。董仲舒说这不符合天意呀!他说:“天亦有所分予”,以生物为例,予其
爪牙者不予其角抵之利,予其羽翼者只给它两只足,可见“所受大者不得取小”,
此乃天之道也。官僚们食朝廷之禄,已享人间之富贵,可还要广收商业与农业之利,
“与民争利”,真是贪得无厌,欲壑难填,多不合理!吏为民师,“尔好义,则民
向仁而俗善;尔好利,则民好邪而俗败。”官吏求利是风俗败坏、人民贪鄙的直接
根源。他说:“惶惶求财利,常恐乏匮者,庶人之意也;惶惶求仁义,常恐不能化
民者,大夫之意也。”今尔大夫,不以道德表率为事,而务以与民争利,那真是小
人一个!居君子之大位,却干着小人的勾当,逆天意,违圣旨,灾必及其身!

公孙弘为人又极简朴,“为布被”,“食一肉”,“脱粟饭”,一时竟誉为贤相。他对儒学在汉代的发展也作出过重大的贡献。是他上书武帝为博士置弟子名额,专教士子以儒学。秦及文景虽设博士,但只掌问对,而不从事儒业;汉武帝建元五年“置五经博士”,以儒为业,但不收徒;公孙弘建言之后,中央专为博士置定员,以儒学授徒;并年考月课,择优授官,使儒学迅速普及开来,也使儒生获得实惠。董仲舒对策在理论上为儒学的推行扫平了道路,但具体实施,却是公孙弘为相期间完成的。他与董仲舒的关系当初也不错,公羊学在汉代走红,即是公孙、仲舒二人联手的结果。

   对策最后,董仲舒根据《公羊传》“大一统”之义,认为:“《春秋》大一统
者,天地之常经(法),古今之通谊(义)也!”《春秋》崇尚“大一统”,可现
在却是“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学术分歧,杂说异端,因此朝廷无法定出
一个崇尚的思想,百官也没有一个遵守的准绳。因而建议统一学术,统一思想,大
胆喊出:“臣请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终于抖落
了出入于孔老的暧昧面纱,直截了当地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史说汉武帝曾令董仲舒与瑕丘江公辩论《公羊》、《谷梁》二传优劣,董仲舒长持论,善著文,而江公却呐于口,不善言。加之当时公孙弘为丞相,在整理辩论稿时,袒护董仲舒,使公羊学大获全胜。汉武帝于是“尊公羊家,诏太子受《公羊春秋》”。公羊学在汉代获得独尊地位,也是董仲舒为其制造理论,公孙弘为之实行的。他们的关系有点像韩非和李斯,汉人说:韩非著书,李斯为相;韩非立说,李斯实行。李斯为学不及韩非,忌其才,谮之于始皇,韩非遂毙命于狱中;公孙弘为学也不及仲舒,故排之于朝廷之外。史说公孙弘为人善谀,“希世用事”,从前辕团曾警告他“勿曲学以阿事”。

  
在这一对策中,汉武帝希望听到的终于让董仲舒痛快淋漓地讲了出来,汉武帝
大为兴奋,于是从其所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立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
选贤才,举孝廉,郡国岁献二人,著为功令……。班固曰:“自武帝初立,魏其武
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才
孝廉,皆自仲舒发之。”《天人三策》主要有四个作用;一是改变了汉家思想崇尚,
由以前的崇尚黄老无为之治,改而崇尚儒学的礼乐文章,开启了汉代文治灿烂的先
河。高惠之时,多武功之臣,粗重少文;文景之世,崇尚黄老,质朴无华;至武帝
喜文采,亲儒学,经术之士多进,公孙弘位至三公,于是公卿多文雅彬彬之士,逐
渐改变了官吏的素质,同时也为中国文官制度的形成走出了重要的一步。二是砥砺
了汉代士子好学尚文的一代风尚,自董仲舒建议“兴大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
数考问以尽其才”,国家以儒学选士,士子以儒行励操,“天下学士,靡然向风”
(《史记·儒林列传》),形成尊儒好学的风气。三是建议岁贡贤能,形成定制,
并以此考绩官吏,从而为汉家多渠道选拔人才开通了航道。其四,也是极为重要的
一点,是确立了儒术独尊的地位,使儒学从诸子之一,借助政府的力量,战胜百家,
取得压倒优势。从此,儒学成为中国天字第一号经典学问,以经学为形式发展漫衍,
影响日深,于是儒风大渐,圣学广被,儒学历史实现了重大转折。王充说:“文王
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论衡·超奇》)是孔子发挥文王之道于乱世
之间,又是董仲舒振起孔子之学于绝微之际,他无异于汉代的孔子。同时也由此奠
定了整个中国社会推尊儒学,崇奉孔圣的传统。于是文运与世运并昌,人才与世风
俱美,不能不说是汉世历史、乃至整个中国学术史的一大转折。刘向说:“仲舒为
世儒宗,定议有益天下。”诚为不刊之论。

但儒学要服务于社会。不“曲学”是办不到的;要想混迹于官场,不“阿事”也是办不到的。他知道怎样作官,更知道怎样取悦于武帝。“朝会议事,不面折廷争”,曾与汲黯等相约议事,等到武帝面前,尽背前约,一切顺从皇上旨意。天子见他为人谨慎,辩论有余,但又不迂腐不过激,像个长者,且熟悉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遂大悦之(《史记·公孙弘传》)。在儒者中,他是善谀者;在善谀者中,他是儒者。在这两类人中他都占有优势。明习儒学,满足了武帝好文的爱好;善于吏事,满足了为官的条件;而阿事善谀,更满足了人君的虚骄心理。故为官累迁,至于三公。这当然与“为人廉直”的董仲舒格格不入,曾斥之为“从谀”。“谀”是公孙先生高出伦辈的看家本领,董仲舒的指责无异于削夺他的饭碗,让他恨得咬牙切齿!《汉书·冯衍传》说:“董仲舒言道德,见疾于公孙弘。”一个讲儒术以道德为宗,一个研儒术为了“希世用事”,宗旨不同,难怪公孙弘不高兴他了。再加公孙先生为人又有点忌贤妒能,外党内刻,凡是与他有仇隙的人,表面上与他情好无隙,亲密无间,私下却设法报复,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三、两相骄王存兼善 三黜何尝忘斯民

主父偃被杀,董仲舒被迁于胶西,都是他的杰作。胶西王刘端,也是武帝的同父异母兄弟。其为人“强足以拒谏,知足以饰非”,行为怪僻,阴狠险毒,相二千石至者,若奉朝令行事,他就暗中寻找过失来陷害之,有的甚至被毒死;若与他同流合污,又难逃朝廷的惩罚。小小胶西国,竟是出生入死的鬼门关!汉武帝正为派不出恰当的相国发愁,公孙弘适时进谏说只有董仲舒符合条件,欲假手于胶西王除掉骂他“从谀”的人。理由也是冠冕堂皇的。董仲舒此去定是凶多吉少。

  
可是董仲舒文幸而人不幸,汉武帝虽采纳了董仲舒的许多条建议,但却并未重
用其人。对策之后,《汉书》只平淡地记上一笔:“对既毕,天子以仲舒为江都相,
事易王。”汉朝自吴楚七国之乱后,诸侯王一直是被打击、被削弱的对象;又实行
“左官法”,歧视在侯国为官的人。诸侯国相,虽是中央署置,但也不及朝官备受
亲近。董仲舒以一代鸿儒、景帝朝的博士,论才力,论资历,都应该受到应有的重
用。刘向说:“董仲舒有王佐之才,虽伊(尹)吕(望)无以加!管(仲)晏(婴)
之属,霸者之佐,殆不及也。”(《汉书》董传引)认为他才超管仲、晏婴,比方
伊尹吕尚,可以辅佐帝王以致太平。王充说:“董仲舒说道术奇矣”,“董仲舒之
言道。德政治可嘉美也。”(《论衡·案书》)班固叙传说“谠言访对,为世纯儒。”
道德文章俱佳的董仲舒出任诸侯相,实令古今学人十分惋惜!王应麟论其事曰:
“武帝虽因仲舒之对,兴学校之官,然而皇建有极,是彝是训,以尽君师之责者,
帝未之知也。傥能以仲舒为三公,俾之师保万民;用申公辕因为太常,以明师道于
朝廷,则四方风动,化行俗美,汉其三代矣。惜也,帝不用董仲舒之真儒,而劝学
之议,乃发于公孙弘。帝之好儒,其叶公之好龙与?”(《通鉴答问》卷4)其实,
董仲舒不被重用,也许正因为他是“真儒”“纯儒”的缘故。孔子谓事君:“勿欺
也而犯之”;子路谓出仕:“君子之壮也行其义也”;《大学》曰:“大学之道在
明明德”;《史记》说:“董仲舒为人廉直”。是真儒,其生活的目的就是为了
“明道”“行义”;是纯儒,其事君的准则就是“廉直”“勿欺”。既为行义,其
于财利就会有所不为,董仲舒曾标榜:“仁者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这哪里是好大喜功的汉武帝所欣赏的!既是廉直勿欺,就注定了他不会阿附取容,
以博高位。因此,同样是治《春秋》,公孙弘能以“从谀”的手段位至三公,而董
仲舒却因“廉直”的美德倍遭冷落。个中三昧,确实是十分值得深玩的。

好在胶西王久闻董仲舒是正直的大儒,一善待之”,并不为难他。《汉书》说:仲舒“凡相两国,辄事骄王,正身以率下,数上疏谏争,教令国中,所居而治。”在胶西为相,不异于虎穴栖身,与狼共舞,久必获祸。仲舒恐日久生变,遂以老乞归。罢相家居,董仲舒已年逾古希,穷居陋巷,依仁游艺,“终不问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但他并没有高蹈肥遁,不问世事,而是魂牵斯文,忧国忧民。朝廷凡有大事,常下诏垂问,刘向说:“以老病免归,汉有所欲兴,尝有诏问,仲舒为世儒宗,定议有益天下。”(《汉书·刘歆传》)甚至有的刑事案件也派使者和延尉张汤前往董宅,“问其得失”。

   1.江都相·求而止雨

董仲舒引经据典,一一作答,皆有条理,共决大案要案232件,后编为《春秋董仲舒决狱》一书,成为汉晋之间司法断案参考的经典文献。他还常常就重大时政发表看法,上疏献计献策。关中民不好种麦,他根据《春秋》他谷不书,至于麦禾不熟则书的通例,建议多种冬小麦,以避饥荒。针对“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现象,建议限民名田,抑制土地兼并。他揭露西汉社会“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的残酷现实,要求统治者“薄赋敛,省徭役”,“盐铁皆归于民”(《汉书·食货志》)。当时武帝外事四夷,特别是与匈奴的战争,使天下虚耗,户口减半。

  
不过,当年的董仲舒也许并没有想这么多,他还是不远千里地去了。江都王国
在今扬州,南临大江,北近淮河,傍带干沟(古运河),东望于海,颇得水陆鱼盐
之利,水陆交通极为方便。其地原为吴王刘濞所有,刘濞曾因之以兴叛乱。易王刘
非是景帝之子,武帝的同父异母兄弟。景帝时初封汝南王,吴楚七国乱时,佐军有
功,改封江都王。其人有才气,好勇力,广治宫室,素来骄奢。迁居东南大邦后,
又广招四方豪杰,常有非份之想。作为一个中央派来的诸侯相,董仲舒既要维护中
央王朝的利益,又不能开罪于自己的主子,实是左右为难,进退维谷。但他正心正
己,威重自生;又“以礼义匡正,王敬重焉”。当时易壬意高气盛,对董仲舒说:
越王勾践依靠文种、泄庸、范蠡之谋,灭掉了不可一世的吴王夫差,三子称得上
“吴之三仁”。并说:“(齐)桓公决疑于管仲,吾将决疑于君。”齐桓、越王皆
春秋二霸,易王之意欲用董仲舒谋取东南霸业。董仲舒出于“《春秋》大一统”之
义,委婉对曰:“夫仁人者,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是以仲尼之门,
五尺童子羞称五伯(霸),为(因)其先诈力而后仁义也。”提倡仁义,反对诈力,
暗示其霸不可称、中央不可违。《春秋繁露·对胶西王越大夫不得为仁》篇(下引
此书,只出篇名),据考即是这次对话的记录。因传抄既久,遂误江都王为胶西王。

目睹那一场一场痛苦的较量,董仲舒也进行了自己的思考。他认为:“义动君子,利动贪人”,对于像匈奴这样的贪人,他主张“与之厚利以没其志,与盟于天以坚其约,质其爱子以累其心”。使其进有所贪,退有所忌,庶几可达到“胡马不窥于长城,羽檄不行于中国”,与邻为睦的目的。凡此等等,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刑法、外交等各个方面。有的建议得到武帝采纳,施惠于民。他就是一个典型的忧患型人物,进亦忧,退亦忧,就像范仲淹说的那样:“居庙堂之高则忧其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自孔子以来就形成的中国儒者人格,当然也是被誉为“统儒”的董仲舒的天性。这种忠君、忧国、爱民的忧患,一直伴随董仲舒终生,直至死而后已。

  
董仲舒时刻以“兼善天下”为己任,在江都兴礼乐,致教化,调阴阳,利元元,
所作所为,一任皆以利民安邦为本,江都称治,是武帝初年屈指可数的几个以教化
治世而又颇有成就的二千石之一。《汉书·循吏传》称:“孝武之初,外攘四夷,
内改法度,民用凋敝,奸轨不禁。时少能以化治称者,惟江都相董仲舒、内史公孙
弘、倪宽居官可纪。三人皆儒者,能于世务,明习文法,以经术润饰吏事,天子器
之。”由于时远事吵,董仲舒在江都的治迹已不可详考,现在记载较多的是祈雨止
雨之事。

班固叙传赞曰:“抑抑仲舒,再相诸侯,身修国治。致仕悬车,下帷罩思,论道属书。谠言访对,为世纯儒。”实为公允之评。约太初初年,董仲舒以年老,寿终于家。葬于西安城内胭脂坡下。汉武帝曾从此经过,特下马步行以示敬重,一时文士,莫不下马,故谓之“下马陵”,语讹为“虾蟆陵”。仲舒死后,家徙于茂陵,其子孙皆以儒学至大官。其弟子作官的至为命大夫,其为郎、谒者、文学掌故等官者以百数。不愧为一代宗师。四、上继往圣起绝学下为万世开太平相传孔子将死,遗下谶书说:“不知何一男子,自谓秦始皇,上我之堂,踞我之床,巅倒我衣裳,至沙丘而亡。”又说:“董仲舒乱我书。”(见王充《论衡·实知》引)所谓孔子遍谶,明显出自汉儒伪造,不过此话正好反映了秦汉之间儒学的两大转折。

  
史汉都说:“仲舒治国,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交感、运行),
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与此相反)。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
王充亦说:“董仲舒表《春秋》之义,稽合于律,无乖异者。”(《论衡·程材》)
意即:考察《春秋》经上所记灾异现象,推导阴阳交感运行的规律,然后根据这一
规律来求而止雨。董仲舒在《贤良对策》中就曾揭示:孔子作《春秋》,“书邦家
之过,兼灾异之变”。凡是《春秋》所讥刺的,必然有灾害现象出现:凡是《春秋》
所痛恶的,也必然有怪异现象出现。他说:“以此见人之所为,其美恶之极,乃与
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人事的极好和极坏,都可以感动天地,引起天变。可见天
灾实起源于人祸,人事有失,就导致阴阳失调,阴阳失调就引起风雨失节。反之,
如果人事得当,自觉地调节阴阳,那就必然风调雨顺了。基于这样的认识,董仲舒
于是制定了一套求而止雨的方法和仪轨。他说:天大旱,是由于阳气太重,求而必
须损阴益阳:“凡求雨之大体,丈夫欲其藏而匿,女子欲其和而乐”(《求雨》);
多雨,是由于阴气太盛,止而应当移阴而壮阳:“凡止雨之大体,女子欲其藏而匿
也,丈夫欲其和而乐”(《止雨盯。此外还讲究同类相感:求雨以水日,止而以土
曰:并造土龙,设土坛,穿青衣,舞童子,斋告祷祝,其行近巫,怪力乱神,为孔
子所耻言。但是《史记》说他“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王充也说他之所为
“无乖异者”,确实很难理解。司马迁为当代人记当代事,不应有虚;王充以“疾
虚妄”自任,不应传讹。特别是王充,他对董仲舒天人感应说、神学目的论等都进
行批判,唯独对求雨的雩礼和董仲舒的土龙求而赞不绝口,多所开说。《论衡·乱
龙》曰:“董仲舒申《春秋》之雩,设土龙以招雨,其意以云龙相致。《易》曰:
‘云从龙,风从虎。’以类求之,故设土龙。阴阳从类,风雨自至。”又曰。“董
仲舒览见深鸿,立事不妄,设土龙之象,果有状也。”在《死伪》《定贤》《案书》
等篇,也有分别论述。天道难知,稽之徒劳。但汉代人普遍相信其事,看来其必有
因。

是秦始皇焚书造成儒学式微,又是董仲舒治经振起了往圣的绝学。王充曰:“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文王既没,是孔子发明其文章坠绪于乱世;孔子既没,是董仲舒宏扬其学术于微绝。刘歆更具体地说:“仲舒遭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帷发奋,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统壹,为群儒首。”可见儒学至董仲舒实一大转折。范文澜先生论这种转折作用说:“儒学经董仲舒的加工,因此摆脱了原始阶段,成为阴阳五行化的、完全适合地主统治的西汉今文经学。某些汉儒把董仲舒当成孔子的继承者,因为他创造了今文经学。”(《中国通史》第二册,151页)这是完全合符实际的。刘歆说他“令后学者有所统壹”,就是统一在董仲舒所创立的阴阳五行化了的新儒学体系之下,他是西汉今文经学的创始人,是西汉第一儒学大师,即所谓“群儒首”、“儒者宗”。董仲舒一生著述甚富,《汉书》本传说:“仲舒所著皆推明经术之意,及上疏条教,几百二十三篇。”这部分著作多为杂著,包括说解经义的论文、上书、文告之类。

   2.中大夫·灾异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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