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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提要:

论文提要:
如何论述近现代中国画,是一个美术史学的问题。在这个问题的背后,是怎样看待近现代中国画的历史观问题。在这个历史观的背后,是左右人们认识中国社会现代化过程的现代性话语。
现代性的问题史既是现代性作为社会实践发展演变的历史,又是对这一发展史不断认识和反思的历史,即现代性的理论话语发展演变的历史。
从20世纪的历史来看,对于包括美术界在内的中国知识界来说,现代化一方面是寻求富强独立以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另一方面也是以西方现代社会及其文化价值为规范,批判自己的社会和传统的历史运动。从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中理解现代化的基本规范,以中国/西方、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的思想方式分析中国文化问题,是普遍流行的现代性话语。
20世纪90年代,现代性话语在中国学界发生了一次重要的学术转向。简略地说,在80年代支配思想界的“现代化”阐释模式,遭遇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质疑。中国学者对于现代化理论的批判性审视,主要集中在西方中心主义、普遍主义、线形历史观上,其分析中国问题的视角也从局限于民族国家内部的发展语境转向世界体系中的国际关系,强调要在全球化的语境中重新思考中国的历史经验与现实问题。
自此以来,中国知识界对于“现代化”的单一的本质化的理解,逐步转变为一种多元的、复杂的具有批判性和反思性的“现代性”叙述范畴(narrativecategory)。对现代化理论的批判性反思,引发了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从中国自身的历史发展反思现代性。如何认识中国与西方的不同语境,并把现代性反思深植于中国的历史与现实;通过对西方现代性理论的清理、批判和借鉴,逐步建立肯定而非否定主体性发展的现代性思路便成为思考现代性的中国问题必要的前提。
作为一种建立在反思与批判基础上的叙述范畴,现代性话语在中国美术界已经成为一个无可回避的问题,并且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相关的知识生产、学术活动和中国艺术的国内外展事中。但是我们在使用现代性概念的时候,往往将文化层面上的现代性问题、审美层面上的现代主义问题、社会层面上的现代化问题混淆起来。对于现代性问题的讨论,也尚未进入现代性的基本论域,而且多集中在与西方现代艺术历史相关、与西方当代艺术生产的文化形态和价值立场相关的现象上。目前流行的现代性叙事,其逻辑仍然是把中国接受西方体系的程度作为判断历史和现实合理性的标准。美术界虽然日益关注中国的现代性问题,但相关知识学的建构才刚刚开始。
以什么样的历史观念认识和勾勒中国近现代美术自身历史经验的总体性,具体地提出并回应中国文化现代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是当前我们在20世纪中国美术史研究论域里需要面对的重大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具体回答,将使我们避免用20世纪西方已有的现象概括整个现代艺术范畴,也避免以西方现代艺术发展的特殊经历作为必然的规范,更不会将它作为西方之外的现代艺术发展的样板。同时,也将使我们避免以内在于当代西方艺术的,对西方资本主义历史的价值反省、对现代西方传统的文化批判,误作思考中国当代艺术与社会现实关系的现成答案。
本文姑以万青劣教授(香港浸会大学视觉艺术学院院长)和潘公凯教授(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为案例,说明如何论述近现代中国画的历史,取决于我们以什么样的价值标准,看待中国美术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文化变革。
与中国知识界的学术转向大抵同时,万青力1993年提出了评价近现代中国画史的三个基本原则(万青力《潘天寿在20世纪中国绘画史上的地位》,收入作者《画家与画史——近代美术丛稿》,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此说有可能受到了美国学者柯文历史观的影响,柯文在20世纪80年代,尖锐地批判了美国中国史学界的西方中心观及其三种模式,提出“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宋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而不是外部(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中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的“中国中心观”。)
潘公凯也在90年代提出“传统主义”(潘公凯俨传统派”与“传统主义”》,收入潘公凯《限制与拓展——关于现代中国画的思考》,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1997年版),以现代性的自我反思为基础,对“传统派”大家的主张与实践同20世纪中国的文化背景的关系作出了独到的分析。他认为,“传统派”大家从中国传统文化内部寻找改革的机缘,推进中国画的现代发展,是中国画生存与发展的策略性选择。它既是对20世纪中西文化交融与冲撞之时代挑战的自觉回应,也是将自己的艺术与人生同近百年中国的时代大潮相联系的主动进取,而不是以传统的被动延续和自生自灭为满足。“传统主义”富于“理性自觉成分”,它“不仅不是一种保守,而lEI,哈恰是20世纪中国画坛的另一种现代”,“显现出了唯独中国知识界中才特有的另一种现代性。”
现代性话语在这里扮演的不再是一个将中国文化纳入西方现代轨道的角色,它所指向的是重新勾勒自身的历史经验的总体性,在现代性话语的世界体系中重建现代中国美术的价值、探索中国文化创造性转型的道路。传统与现代,在这条道路上不再是截然二分的对立关系,而是转化为互相启发和相互指出对方限制的共存、共栖关系,由此超越了盘恒于20世纪中国美术史的是保存传统价值还是进行全面改革的对立和争辩。
总之,本文的着眼点,不在近现代中国画发展演变的历史,而在对这一发展史不断认识和反思的历史观念的建构。至于作为概念的“现代性”的性质或特征的问题,作为具体艺术流派、观念和风格的“现代主义”的问题,恕不在本文题旨范围内。
宋晓霞 (中央美术学院)

潘公凯是20世纪中国画传统派大师潘天寿之子,更是新时期崛起的美术理论家、美术教育家和学者型画家。他坚持民族文化复兴的信念和民族文化价值观的核心,长期投入美术史论、美术教育和美术创作,在新时期以来的美术变革中,以宏观的视野,深刻的洞见,围绕着中国美术的发展,提出过许多重要的理论命题、独到的系统见解和发展策略,早已产生重要影响,而且成为他主持美术学院教育改革、学科建设的指导思想,也推动了他高格调的中国画创作。本文从家学、传统与时代的关系方面,研究思考潘公凯的理论与实践,反思近三十年来乃至近百年来中国画和中国美术发展的经验,寻求文化建设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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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绿色绘画论、中国画体系、民族文化价值观念、三个和谐、中国美术的现代性、写意花鸟画、写意精神、格调、家学

潘公凯是20世纪中国画大家、美术史论家和美术教育家潘天寿之子,是理论结合实践的学者,也是学者型的画家,还是先后执掌中国美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两所重要美术学府的美术教育家。他一直坚持民族文化复兴的信念和民族文化价值观的核心,在新时期以来的美术变革中,以宏观的视野,深刻的洞见,围绕着中国美术的发展,提出过许多重要的理论命题和独到的系统见解,不但对美术发展早已产生重要影响,而且成为他主持美术学院教育改革、学科建设的理论策略,推动了他高格调的中国画创作。研究思考潘公凯的理论与实践,探讨传统在家学背景下的传承发展,不仅可以反思近三十年来乃至近百年来美术发展的经验,而且对于增强文化建设的软势力,探索在国际交流中造就葆有远大理想和民族身分的艺术文化人才,具有重要启示。

85新潮中的绿色绘画观及其他

潘公凯闻名于世,始于上世纪80年代。那是一个中国急速变化的年代,思想解放,对外开放,美术界也在反思历史经验,引进西方文化,不断突破禁区,出现了十分活跃的局面。围绕西方现代艺术、新中国主流美术观念和中国画传统,新的观点不断提出,热烈的争论此起彼伏。开始影响最大的观点是形式决定内容和抽象美,后来争论最激烈的是自我表现,接着出现了85美术新潮,有了中国画到了穷途末日把中国画作为一个保留画种之说,于是一场关于中国画前途和命运的大讨论立即席卷了神州大地。如果说形式决定内容、抽象美和自我表现的提倡,还在挣脱非艺术因素对艺术的束缚,深入探讨艺术规律的话,那么末日说和保留画种说,便牵涉到一个根本问题:新时期的艺术发展,要不要放弃民族艺术传统和民族文化价值观念。

末日说和保留画种说,认为中国画的历史已经终结,发展也好,创新也好,全然毫无意义。对于这一主张,赞成者有之,认为是观念更新,是中国美术走向现代的必然,以西代中以西化中才是中国艺术的出路,实际上是以西方现代主义立场看待中国画的。反对者更有之,认为事实证明中国画仍在发展,中国画一直在洋为中用,末日说是全盘西化的表现,实际上是用新时期以前的原有观念对待中国画的。很少有人以更深邃的历史眼光和开阔的文化视野从学理上论述中国美术如何走向现代,但潘公凯发表的《绿色绘画的略想》,恰是从学理上论述中国画可以持续发展的振聋发聩之作,有力地反驳了盲从西方文化价值观念的末日说。从此,他被末日说的追随者称为保守派的新代表。

潘公凯并不保守,他只是不赞成放弃民族立场的论调。当时他已在浙江美术学院中国画系任教,并且着手整理其父潘天寿的遗著。通过反思百年来中国画的争论,总结历史经验,他清楚地看到,当时的争论,表面是传统中国画能否够适应现代需要,是传统与现代之争,深层则是如何看待中西两种文化及其关系。基于此,他既不是站在西方立场上研究中国艺术,也不是离开中国文化传统和中西文化的关系研究中国绘画,既不是仅从艺术观念上关照,也不是专在语言形式上比较,而是通过分析中西文化形成的环境,中西艺术深层的文化心理差异,着眼于艺术作为精神生活的方式,从文化精神上的差异互补看待两大绘画体系的关系与未来,着重阐发了20世纪以来被实用理性淡化了的体现中国文化价值观念的中国画写意传统的普遍意义。因此这篇论文既有逻辑严密的理论架构,更带有打通历史与未来的中国绘画发展战略的性质。

在《绿色绘画的略想》中,潘公凯指出,绘画是人类的精神生活方式,东西方绘画分属东西两大文化体系,两大体系代表了人类精神生活的两大基本倾向,彼此在世界历史上的差异互补,构成人类文化的整体,证明了人类精神生活的多样性。西方经历了现代派对传统的反叛之后,出现了精神倾斜,有识之士企图从传统的东方美学和艺术中获得精神调剂,寻求新的出路。中国绘画经历了20世纪以来对写意精神的偏离以后,年轻一代正力摆脱非艺术因素的束缚,参照西方现代艺术,寻求停滞以后的新方向。基于此,他从中西绘画差异互补的关系,以绿色植物在维护生态平衡中的作用为喻,阐发了中国文化精神的弘扬对于维护人类精神平衡建构和谐世界的重要意义。

潘公凯的绿色绘画论,并不是就绘画论绘画,也不是就当下论当下,而是在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上,由艺术而文化的宏观理论建构。《绿色绘画的略想》只是他论述中国画传统与发展系列论文的一部分,另外部分分别以《中西方传统绘画的不同土壤》、《传统作为体系》、《中西传统绘画的心理差异》、《中国画的潜力、播散期与中国画教学》为题,陆续刊发。这些系列论文,既从地理历史条件以及艺术与科学、哲学和伦理学的关系,剖析了中西绘画的不同取向;又论述了中国画系统作为一个立体深层结构的层次与内核;同时讨论了中西绘画分别倾向再现与表现的不同心理差异,提出了不同层次的若干理论概念,形成了逻辑严密层次分明的理论系统,深入透彻,发前人所未发,既驳斥了末日说,也站在中国文化艺术深层传统可持续发展的立场上理清了艺术个性与自我表现的异同,深入讨论了中国画的形式与内容、中国画与抽象美的关系,回答了关系到中国美术发展的系列问题,可以说绿色绘画论系列是一个以体大思精为追求的理论建构。

如果说,《绿色绘画略想》等系列论文,以中西两大体系互补并存从理论上为中国画的生存和发展明确了立足点,那么稍后发表的《相对的开放与相对的封闭》、《互补并存多向深入》、《以传统研究为主体的的两端深入》和《在挤迫中延伸在限制中发展》等文,则以全盘西化和故步自封为对立面,思考20世纪以来中国画的传承发展。在这些论文中,他深刻指出: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下,中国画是在挤迫中延伸的;五六十年代,改造中国画的具体方案,更使中国画只能在限制中发展。八十年代西方现代艺术借改革开放之机,再次形成了对中国画传统更深层次的冲击。因此有必要:在这个多元并存的局面里,一端是引进的外来艺术和文化,一端是传统基础上发展的中国绘画,中间广阔的混融区域,构成了一个橄榄形。在开放的情境下,融合是自然趋势,而且是长远的希望所在。如果要提高融合的层次和质量,首先需要重视橄榄形的两端。这显然是一个在过程中既保存传统精华又开拓中国绘画新境地的深思远瞩的策略。

绿色绘画论的提出,离不开潘公凯的思维方式。他自幼喜爱自然科学,稍长习画之后,也仍然感兴味于达尔文的进化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并且进一步发展为浓厚的哲学兴趣、曾认真阅读康德、黑格尔的著作、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和列宁的《哲学笔记》,早已养成考虑问题的宏观性。他对潘氏家族在文化大革命中悲惨命运的索解,更导致了思维的整体性、全局性、社会性和文化性。在其绿色绘画论围绕中国画发展的思考中,有两个互相联系的问题至为关键。一个是几十年来来的中国画改革论,一个是五四运动以来的中西文化融合论。确实,真正取消中国画的主张,在85新潮中末日说提出之前,从来没有形成,但改革的呼声不断,改革论者又无不主张以西方艺术为参照。而融合论在美术界发生影响则始于蔡元培的讲话,蔡元培在1919年即指出:今世为东西文化融合时代,西洋文化之所长,吾国自当采用。

蔡元培的融合说,旨在积极引进外来文化,择其可以消化者而吸收之,创造民族的新文化。20世纪美术领域的融合派,大体遵循这一途径身体力行。但是蔡元培没有专门论及在融合时代之创造民族新文化,除去吸收融合之外,也需要不融合的力量,坚守传统文化基因,在传统的基础上与时俱进。20世纪中国画领域的借古开今派,正是自觉这样实践的。实际上,融合是一个不断渐进过程,一旦在融合中失去了本民族文化价值的根本,融合的意义也就不复存在。从这个意义上看,更有全局观念的理论策略,就不能不在提倡融合的同时,强调传统的现代延伸,强调东西文化的差异互补。潘公凯绿色绘画论系列文章恰恰以辩证统一的理论,对东西文化并立互补又互渗的历史运动进行了深刻剖析,拈出了一个在融合中容易忽略的极为重要的方面,避免了理论认识的僵化和片面。

潘公凯绿色绘画论系列的另一重要贡献,就是对中国绘画核心价值观念一个非常重要方面的的阐扬。他指出,中国文化精神重在三个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我的和谐。他提出三个和谐,虽远在20年前,却与近几年国学大师季羡林的论述完全一样。季羡林指出,后两个和谐,即人际关系的和谐和个人内心的和谐,都早已纳入伦理道德的范畴,我的贡献在于结合当前世界的情况,把天人合一归入道德的最高标准而已。近几百年以来,西方的科学技术给人民、全世界人民带来了空前的幸福,但是,其基础是征服自然,与自然为敌,因而受到大自然的惩罚,产生了许多弊端,必须以东方天人合一的思想济西方思想之穷,也就是说,人类必须同大自为友,只有这样,人类才能避免现在面临的这一些灾难。

潘公凯同样着眼于和谐在未来的价值,既把具有实践意义的回归自然看作后工业社会的主流思想,更把在艺术中精神独立的自由生存看作未来艺术的指向。他高屋建瓴地指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这三方面的和谐归纳起来,就是回归自然。而回归自然,恰恰也正是世界进入后工业社会时的主流思想。正因为西方精神过于强调对立变动的一面,造成了工业社会中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分裂,带来了生态的破坏,加深了意识形态结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之间的内在矛盾,回归自然已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最后他归结为:回归自然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是中国精神与世界未来潮流的汇合点。正是在这个汇合点上,未来的中国绘画可以站稳脚跟,走向世界。重读他20多年前的论述,人们不免钦佩他思想的超前和深刻。

世纪之交的中国现代美术之路

威尼斯人线上娱乐,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国内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潘公凯也由担任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系主任到肩负了中国美术学院和中央美术学院院长的领导职责。作为一名理论家,他思考的范围也就扩大为整个中国美术的发展。他说:可以预见,在21世纪初期的20年中,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及其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日益扩大,文化作为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战略资源,已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世界文化多元化的趋势下,民族文化认同成为中国与世界文化交流中重要的基本问题。我们如何在全球范围内构筑中国特色的文化形象和价值体系?这是我近10年着重思考的问题。于是,他以20世纪以来中国美术的发展为范围,以认同西方现代性价值标准的看法为对立面,以欧美现代艺术及其观念的传播为背景,以中国传统美术向中国特色现代美术的转型为问题,确定了研究中国美术的现代之路的课题。

中国现代美术之路的思考,显然是绿色绘画论的延伸,对象已不仅仅是中国画,也包括了20世纪兴起的其它美术品种。关注的问题,已不是传统的价值,而是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是中国美术的现代性问题。这是一个美术史问题,又是一个理论问题。作为理论问题,现代性本属西方话语,也不仅仅用来界定美术。自从中国政府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之后,现代性就成了一个思想界关注的问题。改革开放之后,文化热中的美术发展与争论更与现代的思考连在一起,比如什么是美术的现代性?什么样的美术才可以称之为中国的现代美术?什么是中国美术发展演进的现代形态?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以什么为标识?以中国的传统文化为根基,究竟是否已经在构建另一种不同于西方现代主义的艺术形态?前人在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方面已经做了哪些努力,取得了何种经验?潘公凯意识到,这一切问题中最基本的理论问题是现代性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对20世纪中国美术的论述就游离于全球性话语之外,或者只能以西方界定的现代性生搬硬套在中国美术走向现代的生动丰富的实际上而不得要领。

中国现代美术之路是一个过程,潘公凯领导课题组开展的研究,也是从历史事实出发的,但带着极强的问题意识,不仅要梳理这一历史时期中国美术的来龙去脉,而且要回答何谓中国美术的现代性,具有现代性的中国美术是怎样走过来的。惟其如此,一开始就有两个问题摆在面前,一是理论上怎样对待的现代性这一西方话语,二是研究对象上怎样结合中国20世纪以来处于过程中的美术实际。为此必须首先占有两方面的已有成果,一是在全球语境中思想界对现代性的研究,包括对中国思想文化现代性的理论研究成果,二是两岸三地中国学者和欧美研究中国的学者对中国20世纪美术史及其现代性的研究成果。经过初步梳理,潘公凯发现,思想界对现代性的研究殊少涉及中国美术20世纪以来的现代化进程,而美术史论界对20世纪中国美术的研究,兴起不过20年,或则偏重重要画家和主要流派,或则在现代性上存在一大误区,即在对现代性的判定上还没有跳出现代即西方,传统即中国的思维模式。其缺憾在于将中国的现代美术等同于西方现代主义在中国的推演。因此,如何摆脱这个思维模式,既考虑现代性理论源自西方的,又不因其源自西方就漠视现代性的存在,就成了课题面对的重要任务。

带着这种问题意识,潘公凯选择的研究方法,接近于西方美术史家所谓的外向观的方法,也就是把美术看成社会环境、文化现象和思想观念的产物,进而对特定条件下美术的独特性作出因果关系的解释,但他的方法不同于一般外向观之处,在于紧紧把握住近现代中国的历史事实,并将历史事实放在全球现代性事件的宏观视野中去认识,注重宏观视野中事实与事实的联系,抓住自觉的策略选择这个连接国际环境和中国社会背景与美术创作间的关键,使用了他称之策略建构的方法,他说:所谓策略建构的方法,就是把中国近现代美术的生成和发展放在与中国和世界的社会与历史进程的关系中来看待和解释,即关系作为价值判断的依据。于是他在课题的研究中引进了历史学中研究事件的观念。

历史学研究的事件观念,来自法国年鉴学派的布罗代尔。布罗代尔认为,历史学所以不同于其他社会科学,主要体现在时间概念上。他把历史研究分为短时段、中时段和长时段。他的短时段,也叫事件或政治时间;他的中时段,也叫局势或社会时间,是在一定时期内发生变化形成一定周期和结构的现象;他的长时段,也叫结构或自然时间,主要指历史上在几个世纪中长期不变和变化极慢的现象。布罗代尔认为,短时段现象只构成了历史的表面层次,只有长时段现象才构成历史的深层结构,构成整个历史发展的基础,对历史进程起着决定性和根本的作用。潘公凯把现代性在20世纪中国美术中的发生发展,看作中国美术历史长河中短时段的事件,着力思考中国美术现代性与全球现代性事件的关系,中国美术现代性与中国美术长时段中形成的结构的关系,从而摆脱了离开中国国情和传统来认识中国美术现代性的误区。

在以事件和结构的关系搭建史论结合的理论构架中,潘公凯还使用了两个关键性的概念,即连锁突变和自觉。连锁突变概念来自自然科学,潘公凯却加以改造,用来说明现代性在传播中的演变。他说:我多次以核裂变反应为喻,说明连锁突变的传递与点燃。所不同的是,在核裂变连锁反应模式中,每个铀235都是一样的;而在现代性连锁突变的模式中,引起突变的现代性事件在原发地和继发地却是不同的。这里特别值得说明的是,所谓原发也是偶在的,就现代性事件的发生而言,原发主要指整个现代性突变的开始;所谓继发主要是从现代性事件的效果而言,主要指变异的显现。

另一个概念是自觉,自觉实际是文化自觉,以社会学家费孝通晚年的论述影响最大。他曾以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概括文化自觉,并且指出: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这一文化自觉的观念,强调的在多元文化的世界语境下意识到民族文化存在的意义,在新环境下从传统和创造的结合中以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充满信心地去看未来。潘公凯对20世纪美术史的反思,正是自美其美地考察百年来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美人之美地了解植入中国的西方文化,美美与共地思索前人为适应新环境而解决处理文化接触问题的方案。

潘公凯指出,西方的现代性,是原发现代性,中国美术中的现代性,是继发现代性。继发现代性的结构是由外来的植入性因素和本土的应对性因素组成的。植入性因素是原发现代性在继发地的相似再现,基本上可用西方现代性框架衡量。而应对性因素是继发地对外来结构所做的回应、抗衡和激变,可能是某种接纳性的应变,可能是融合现象,也可能是打散后的重组,还可能是拒绝和抵抗。在对植入因素的因应、抗衡、与变通中,展现出继发地域原创的现代性,用西方现代性框架则无法衡量。对于继发地而言,植入是现代性事件,应对与抗衡也是现代性事件。无论哪种反应,都是现代性事件的组成部分。无论继发型现代结构也好,还是再发型现代结构也罢,都和原发型现代结构同等重要,共同构成了全球现代性的图谱。

而自觉恰是连接原发现代性和继发现代性的关钮,它是立足本土又放眼世界的一种现代性态度。潘公凯解释说: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和心理学运作范围的自觉大致包括几个方面:一是对中国巨变、世界巨变的感知,对落后挨打、民族危亡的伤痛,以及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和向往;二是对应变策略的判断选择,对自身使命与未来目标的自觉;三是对实施行为的自觉;四是对自己的立场、文化身份的自觉,以及对所守所持的自信。从中可知,他使用的自觉,栖身于原发与继发之间的时间差与结构变异的复杂时空之中。潘公凯强调,在继发性突变中,自觉是一种现代性的选择和理性策略。惟其如此,中国美术的现代性并不相同于西方的现代性,它主要体现在,艺术家在感知20世纪中国特定的社会矛盾、民族危机和精神文化氛围的过程中,以创造性的艺术形式加以应对上。他把这种艺术家对中国现代情境的自觉看成区分传统与现代的标识,并且通观包含继发现代性的20世纪中国美术的种种取向,以传统主义、融合主义、西方主义和大众主义加以概括,描述其各有千秋的现代指向和基本形态。

虽然有人认为四大主义的写作框架,已经超越了艺术史的范畴,而进入了抽象的领域,难以概括丰富复杂的美术现象。但是主义一词,不但用于政治学说、社会学说和哲学学说,而且早已出现于西方现代美术著作,用以指称具有不同主张不同追求的不同风格流派。在中国现代美术的发展过程中,也有诸多不同主张不同风格的具体流派。四大主义不是某一风格流派的称谓,而是从大处着眼的一种概括,这种概括并不是简单的归类,既注意到各个主义之间的独立与相对,又注意到同一主义自觉程度的不同,正如潘公凯所说,四大主义是20世纪中国美术现代转型中艺术家们自觉选择的四种策略性方案,也是中国现代美术的四种形态类型。

尽管这个课题研究的初稿仍在修改完善之中,有些方面还可以深入思考,比如在西方现代性植入以前,中国本土在社会文化的发展中,是否已形成某些现代性因素并在绘画中有所表现。有些方面还可以做些补充,比如列入四大主义的美术家自觉策略选择的理论表述,在这一以自觉为标识的研究中似应加强。但其基本结论是深刻而富于启示性的:既是从世界性的联系中看中国现代美术,又是以中国的立场看中西碰撞交流中的自主选择,既是带着现代性的思考进入美术史,也是从美术史出发去理解现代性。正如潘公凯所说:正如不同国家和地域的社会经济形态的现代化道路各不相同一样,不同民族文化的现代转型也不可能重复同一个模式。20世纪中国美术的发展既是与西方现代性相关联的,又不可能是西方现代主义的翻版。它走过了一条自己的现代美术之路,即是在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独立自强的奋斗历程中,在中西文化冲突下整体的精神文化氛围之中,美术家们对时代巨变所做出的自觉回应。这一论断,对于人们全面正确地认识一百年来的中国艺术史的发展状况具有深远而重要的意义,其根本意义远非解释历史,而是为了创造历史,为了推动中国现代美术的健康发展。

传统精神与现代审美结合的学者画诉求

潘公凯在投入理论建构和美术教育的过程中,始终没有放弃作画。他远在回到浙江美术学院之前,已走上了创作道路。不过,他早期的绘画并非中国绘画的传统形态,而感兴趣于由西方引进的画种,不是表现审美的超越,而是服务于现实的需要,不是写意的花卉,而是写实的宣传画、连环画、油画,还有写实观念的年画。由于素描画得很好,造型基本功扎实,有较强的写实能力,也掌握了学校传授的现实主义美术的创作规律,所以20多岁作品已不断出版。经过多方的探索尝试,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他通过潘天寿和20世纪中国绘画的研究,加深了对传统文人画的理解,才在在创作上转入了写意花鸟,此后则理论与绘画并进。可以说,潘公凯的绘画是理论自觉后的实践,是以精英传统吸收时代新机的探索,是体现了传统精神与现代审美结合的学者画诉求。

在他开始选择写意花鸟画作为创作方向的时候,中国画家都在总结历史经验寻找新的突破。约略而言大体有三种,一种以人物画为主,大多沿20世纪以来的水墨写实路径,突破政治话语的局限,突破文学化的情节性,以写实的造型与笔墨乃至非笔墨的肌理相结合,表现新时期的生活与精神风貌,几乎不涉及古代中国画的写意精神。另一种是实验水墨画,以抽象水墨为主,大多以西方的艺术观念为体,中国的水墨媒材为用,在水墨媒材和水墨语言的变异出新上开发,其中也有试图以抽象的水晕墨章和水墨肌理表现传统的哲学观念者,但基本离开了中国画的文脉。第三种是新文人画,以画山水者居多,大多远接古代的文人墨戏传统,注重艺术本体,开发传统文人画论画者文之极也的现实意义,避开描绘当代题材,疏离绘画作为政治思想载体的效用,重视艺术个性自由的发挥,不同程度吸取原始艺术、民间艺术乃至西方现代艺术,以不同的文化品味,表现画家个人的心理时空和感官诉求,甚至以俗代雅,变依于仁,游于艺的庄敬严肃为玩艺术。虽然注意到写意精神的承变,但自觉追求品味格调者则为数寥寥。

潘公凯的写意花鸟画,在形态上介于20世纪借古开今派与新文人画之间,比借古开今派,突出了现代视觉经验,比新文人画,又在传承民族文脉和实现人文关怀上更为主动自觉。从20世纪80年代中叶开始,他已经开始在创作上两端致力,画幅都不大,而且多画荷花、梅花、兰、菊、松、石等传统题材,一类努力贯通古近写意传统,由取法吴昌硕入手,兼采八大山人、潘天寿的笔意章法,旁参倪云林境界,注重理法,小变图式,兼顾笔墨、章法和情韵,形成了作品中比较传统的一路。随着他自费考察美国,研究西方现代绘画脱离写实的新探索,思考发达社会的感觉经验,他又推出了另一类作品,浓墨为主,略带抽象意味,同时注重结构,形成了偏于现代结构的又一路径。这类作品的图式,已从妙在似与不似之间,走向了不似之似,抽象因素有所增加,形与线的组合比较强调物象或物象关系的结构,呈现结构的笔墨既是传统基因的重构,又保持了心随笔运一气贯穿中求变化的书写性,同时还表现了某种可以感人的情境,世纪之交以来,他的大画有所增多,基本是以上两条路数的结合。

他的写意花鸟画,属于大写意,而且极少画鸟。大写意花鸟画兴起于晚明,比小写意更加洗练概括,也更强烈地表现感情个性。为了发挥大写意花鸟画的精神性,亦即在题材和意象中注入了画家的精神指向和理想诉求,必须充分发挥三大视觉要素。一是笔墨点线形态,既状物,又写心,既精熟地运用这一历代积淀而成的艺术语言方式,又要有所发展有所增益地形成个性化的笔墨话语。二是图式形态,既对应物象,又拉开距离,成为一种便于发挥笔墨书写性和个性的程式。三是章法形态,是以书法观念在艺术空间中强化图式与笔墨的有机结合。除去三大视觉要素之外,借题句题诗引发想象拓展画境,也早已被古人运用。然而,图式与章法的定型化,虽然强化了笔墨个性,体现了文化符号的隐喻,而过分地依赖题诗题句,却夸大了文学性削弱了绘画性。新时期以来,不少大写意花鸟画,或者仅仅把传统的吉光片羽当作资源,大的思想框架仍然是西方的,或者开始与古人同鼻孔出气,有点走回头路。另些大写意花鸟画,一方面重视在笔墨和章法上表现个性,另一方面重视开发笔墨图式的视觉张力,但也存在两点不足,一是把握笔墨、图式与章法在运动中实现有机构成的度上缺乏精审。二是以西方表现主义模式看待写意,陷入了感情的发泄而不是境界的升华。因此,发展现代大写意花鸟抒发内心的效能,必须既解决情境营造上的空泛雷同和力不从心问题,又着意于境界与格调的品质。潘公凯恰恰在这一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潘公凯的大写意花卉,主要取材于各种污浊环境中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意象图式在具象与抽象之间,有时融入了一些写实因素,更多情况下扩大抽象成分。形与线的组合比较强调物象或物象关系的结构,局部意象图式的结构又与通篇章法的结构有机结合。呈现图式结构的笔墨既是传统基因的重构,又保持了心随笔运一气贯穿中求变化的书写性,发挥了以笔墨运动的对比渗化直接抒写内心的功能。他往往在磅礴浑成或奇崛空灵的构图中,择取西湖或水村莲塘的边角之景,注入了心灵的感悟与不羁的神思,同时还表现了某种可以感人的情境,既流露了思入风云者四时朝暮的独特感受,有暗夜幽深中的灵光闪耀,有骤雨初歇的宁静空明,有悄悄莲塘的轻风流动,有润物无声的细雨迷蒙,有朗朗晴夜的月光融融,有烟水迷蒙的朝雾暮霭,但更有花卉与自然、自然与心灵融为一体的超越与自由。他的画不是画现实所见,而是画心中的憧憬,有点像梦境,分明是一种精神境界和审美理想的诉求。这种发自内心的寄情象内而神游物外,并不是还没有进入传统者的浅层自由,而是在整体上把握了深层传统之后寻求突破和完善的进取。

不难看到,潘公凯大写意花鸟画的笔墨和图式,都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有了新的探索,这种探索又十分注意承与变的适度。笔墨仍是基本的艺术语言,但适应时代审美经验的变化,小笔小墨发展为大笔大墨,颇多大圆大曲,大黑大白,大湿大干。笔迹墨痕比他父亲更为园浑,更显得柔中寓刚,也更富于感性特点。图式与组合图式的结体,则有三个特点,一是图式以新的方式连接似与不似之间,就似的方面而言,荷叶的转折时有写实的光暗,就不似的方面而言,所画花卉有时已成为笔墨幻化出的抽象结构。二是在线形组合的对比中强化了视觉刺激。三是既留空白以虚代实,也不拒绝水天环境的点染,避免了图式符号缺乏感受的连接而致力于触发迁想妙得的情境。此外,在他的画面构成中,往往还有三两字的篆书题词,或半藏于图式间,或映带于有无中,起到了引领观者进入画中情境的作用。这都说明,他不忽视满足于在一花一叶的笔墨图式上突破,而经意于全局具有现代视觉经验又统一磅礴大气与精神超越的建构。

潘公凯的不同凡俗之处,不在于每一幅作品都已尽善尽美,而在于他像乃翁一样与时俱进地从整体上继承了传统,又没有落入古今任何家法的窠臼。他的画有些像潘天寿先生的精雄大气,但那种在挤迫中延伸在限制中发展的自信自强者的一味霸悍,变成了人、自然外物与自我融为一体而显露出理想光芒的动人情韵。他也像乃父一样几乎不露痕迹地融化了时代语境下的某些西画因素,却又自觉站在作为体系的民族传统的致高点上,努力增加传统高峰的高度与厚度。他的画已经形成了个性鲜明的自家风范,表现了古不乖时,今不同弊的精神内涵,显现出理深思密地探索中国画现代之路的自觉自信。我看他的花卉画,不知为什么有时感觉像山水画,有时感觉像人物画。也许他的画不仅发掘了自然风物的生机与生韵,而且本质上是在画个人对人生、对自然、对社会、对世界在动态中和谐的感悟,是画获得这种感悟的修持者的人品格调与超越物欲感官的精神境界。

与其他多数画家不同的是,潘公凯的艺术创作是其理论中传统主义的自觉实践,是以现代性理念对写意花鸟画传统价值的重构。惟其如此,他非常重视传统笔墨与现代结构的衔接及两者的精神性,他说:我的探索是在传统范畴的重笔墨和现代范畴的重结构之间探询和实践。笔墨是承载主体精神的形式语言,是精神的载体,结体也是承载主体精神的形式语言,也是精神的载体。在中国画的现代转型进程中,画面的章法布局,亦即结体的改变,无疑具有不亚于笔墨演进的重要意义。由于这种探索既来源于历史经验梳理和当代创作得失的认知,又旨在一种体现文化价值,所以他同样重视笔墨、结构同景于境的内在联系。他指出:写意花鸟画的传统价值建构有三个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则是笔墨与结体、景与境。他讲的结体,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结构和章法,是体现精神的笔墨运动完成的图式组合。他讲的景,是提炼幻化物象联系的图式所呈现的景象或称意象,他讲的境,是画内景象体现的充溢于广大空间的精神内蕴。他的作品同样体现出他对结构的高度重视:既以结构放大笔墨,又以结构夸张图式,大虚大实的结构与半抽象的图式的组合则体现了直觉的景和联想的境。结构的空间性和冲击力,有助于造成精神境界的大气象和超越感,表现出高品位的格调。

潘公凯的种种努力,与他的格调论关系密切。从欣赏而言,中国画作品中的图式、笔墨和章法,是直观可视的第一个层面,而通过想象联想映现出的意象或意境是足以感动观者的第二个层面,画家在意象意境中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的与观者交流的精神境界和艺术格调则是第三个层面。境界每就作品反映的精神层面而言,一张画表面上是画家创造的艺术世界,是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中所表达的画家胸怀,实际上反映了画家自觉实现人文关怀的强度,折射了作者在精神境界上达到的高度。格调常就作品作者的品位而言,表面上是作品的品格情调,是画家对什么感兴趣、追求什么样的审美理想,实际上表现的是画家的人品趣尚,是画家心仪的神采风范,是像境界一样地体现了画家的文化价值观念和精神修为的水准。境界和格调是透过风格、语言和技巧折射出来的精神品位与人格价值,因此,境界和格调有大小之异、高低之分与雅俗之别。

创造高境界与高格调的作品,根本问题是作画与做人的统一。不少画家深明此理,也为此做出了努力,另些画家不是没有追求表现高尚精神生活的目标和努力,而是在认识上进入了几个误区。一是受西方现代视觉革命论的影响,以为中国画走向现代的重要标志就是强化视觉张力,变革视觉观念,由此太重视作用于眼球,相对消弱了作用于心灵;中国画作为视觉艺术,当然要以色线形吸引观者的瞩目,也要因应生活方式、观看方式的变化和感觉经验的丰富而加强视觉张力,但眼为心之官,不能只顾眼而不顾心,只满足于视觉的官能刺激而忽略心灵的沟通,近代总结文人画历史经验陈师曾亦称:艺术之为物,以人感人,以精神相应者也。而把眼球消费代替高雅艺术提升精神的主张,正是消解境界的陷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上个世纪初期当着以写实主义改革中国画的主张提出之后,深谙中国主流传统真谛的陈师曾在中西比较中提出了文人画传统中最名贵的深层追求:第一人品,第二学问,第三才情、第四思想。鲁迅在《传播美术意见书》中也强调指出:美术家固然须有精熟的技工,但尤须有进步的思想与高尚的人格。他的制作表面上是一张画或一个雕像,其实是他的思想与人格的表现。

潘公凯早就认识到:人格首先指表现为个性的精神生活特征的总和,同时又是一种体现着共性的伦理学范畴所谓畅神,所谓写意,等等,概括起来,无非就是人格的表现人格表现的理论,是中国传统绘画美学的核心。在此基础上,他在其父潘天寿论画的启发下,从中国画价值结构历史演进的宏观角度,把格调作为价值中心。他指出格调这个范畴,涉及的是通过中国画的形式语言来表现作者的人格、气质与情感。作为一个价值尺度,它的高下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人品学问,二是形式语言的修养。就形式语言的磨炼而论,由于过多的时间用于教学的开拓和管理,潘公凯显然还有精益求精的空间,而就人品学问而言,潘公凯已有长时间的自觉修为。他自幼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并且树立了远大理想,早就懂得了人的全面发展是整个社会前进的必然趋势,努力把个人的精神生存与实现对群体的人文关怀统一起来。他说:我从小就奠定了自己的精神理想:试图通过个人的修养觉悟,自觉地实现社会共同的价值定向,谋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将超越于欢乐与痛苦之上的精神探索,看成是一己的精神修养。最终达到精神生活对物质生活的超越,整体的统一对局部的矛盾的超越,有限的人生对无限的时空的超越。

他不是以绘画为谋生的职业,更不是对生活毫无诚敬之心的玩艺术。他的绘画旨趣密切联系着历史使命与社会责任的承担,他说:能够建立在此世的、此岸的基础上的终极关怀,大概只能是在为群体作出贡献的过程中完善自我,自我完善的方向就是善与美。人的自我完善,这才是我们人生在世真正的终极目标。他的以审美超越为追求的大写意花鸟画,自然代替不了推动人们参与改革开放的人物画,然而却以审美的超越表达了以人为本的终极关怀。潘公凯在大写意花鸟画中追求的超越,也具有一定普泛意义。就社会的整体需要而言,分工无法避免,但美术家的眼界心胸一旦被职业边界所限,就容易窒息整体把握世界的精神和个人本质才能的全面发展,更何谈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终极关怀?无可回避的是,中国传统艺术的文化性极强,中国文化的思维恰恰是整体的思维,艺术家无疑又要整体地把握世界,在这个意义上艺术家不仅需要娴熟的技能,尤要具备在整体中把握局部的洞见,为此高明的艺术家总要有深邃的思想,深厚的学养、超越的精神和高尚的人格。在古代,以画为余事的文人画要求与此接近,在当代,近年提倡的学者画与此有关。潘公凯以追求做人的完善实现艺术的完善,他的绘画以历史的洞见,世界的视野,关乎中国艺术文化的学识,承传发展了有利于实现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精神生活方式,属于适应了新时代要求的学者画诉求。

传统 时代 家学与文化传承

潘公凯的理论与实践,顺应时代的需要,继承发展了民族优秀传统,这与他的家学密不可分。人所共知,中西绘画,要拉开距离是潘天寿的主张,影响深远,其实这正是他在1965年对潘公凯谈话的重要内容。潘公凯曾说:我之所以关心中国画的前途,是从对父亲的研究和理解开始的,是他的经历告诉了我思考中国画生存发展问题的重要性。由此,我渐渐地接近了中国现代艺术的一个大问题:中国的绘画艺术,应该朝着什么方向发展?因此,研究潘公凯不应忽视一个重要事实,就是他的父亲既是20世纪中国画传统派的一代宗师,又是一位和坚持中国画体系深层民族文化价值观念的美术史论家与美术教育家,而潘公凯的家教和家学奠定了他在做人、治学、执教和作画中传承发展民族文化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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